2023年8月，bst33221992届校友郭海燕的纪实文学作品《归来仍是纯真少年》，全文5万字，发表于《西藏文学》2023年第4期头条。文章用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bst33221979届杰出校友、感动中国人物钟扬不平凡的一生。
郭海燕，黄冈中学1992届校友，70后，湖北浠水人。国家二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协文学院第六至第九届合同制作家，目前系武汉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曾获评2020年度武汉文艺“突出人才”。作品曾获多个奖项，如小说集《理想国》获湖北省第九届“屈原文艺奖”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无羽而飞》《单双》连获第一、二届“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中篇小说《像风一样轻》、短篇小说《你崴脚吗》连获湖北省第五、六届楚天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等;入选湖北省文联中青年优秀文艺人才库、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项目。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归来仍是纯真少年
郭海燕
神树香柏的枝头，年轻的杜鹃落下，
什么都不必多讲，请说一句动听的话。
——仓央嘉措
“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是斯瓦尔巴特种子库，我们称之为种子方舟或末日种子库。它设置在离北极1000公里左右、属于挪威管的永久冰川冻土层里面。它特地考虑了人类在遭受核打击和停电的情况下，到底种子能保存多久?”
“由于进化或者由于环境气候变化，一部分植物要死去，或者消失掉。但是我们居然自己还可以打仗，通过打仗来消灭我们的生物资源。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下，斯瓦尔巴特的种子库不仅能够保护一批种子，更重要的是有非常强烈的警示意义。只要它立在北极这个地方，就能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生物多样性不太多了，我们应该行动起来!”
这是钟扬在“一席”①做的科普演讲。随着沉稳、磁性的声调，壮实如山、脸庞略黑的演讲者又讲起猕猴桃传奇。
“1904年，西方‘植物猎人在湖北宜昌邂逅猕猴桃，发现不受本地待见的毛桃成熟后，味道鲜美，便剪下20多根枝条带走。当时的科学界并不懂得植物雌雄异株机制——猕猴桃就属此类，若仅获其一，无论如何也不会繁殖;然而世事神妙，那些漂洋过海、远抵新西兰的中国猕猴桃枝条，竟有雌有雄!就这样，异国他乡的人们成功地用其一个父本，一个雄性和两个雌性进行杂交，最终得到新西兰重要品种：Hayward。猕猴桃在异域引种成功了，成为广义上的“种子”——这就是植物种质资源。”
讲到这儿，钟扬感慨：“今天，新西兰已利用中国的种质资源，将猕猴桃发展成他们国家的第一大产业，狂赚全世界的钱!而原产地中国呢?由于运输、管理等种种原因，我们想吃到最新鲜的国产猕猴桃都不容易，这让中国的植物学家备感辛酸!”
台下听众无不双耳陡竖，继而柔肠百结……
还有令人眼界、脑洞大开的知识轰炸。
“目前全世界公认有一些影响长寿的基因，奇妙的是，人类也有这些基因，只是还没有人做过实验。”在黄浦江畔，“新华·知本读书会”上，钟扬的话一出口，全场听众怦然心动!想想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曾大费周章，派徐福率童男童女3000，乘船东渡求仙寻药，欲保长生不老!而今科学昌明，我们只要破解那妨碍寿命的基因，就有可能寿比秦始皇求之而不得的神仙……当一众“粉丝”心花怒放、热血上涌时，钟扬却放出坏消息，“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时 就去除掉，这也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
啊呀呀!涉及要命的哲学问题：延长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将是我们家族最长寿的人，但也是最后一个人。”钟扬煞有介事，慢慢说。听到这句话，有何感受?身为父母，是否有权力替孩子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深刻、精彩如斯的“神侃”，谁不爱听，不着这位演讲者的道儿?
某次聚餐，酒酣耳热之际，钟扬问同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大熊猫为什么喜欢吃竹子?……研究基因治疗、肿瘤分子遗传学的陈浩明茫然，一桌人面面相觑。钟扬却自问自答：“这跟老虎爱吃肉一个道理嘛!大熊猫是得了抑郁症，所以整天拉着个脸!至于竹子，含有抗抑郁的成分!”哈哈哈，爆笑的陈浩明反问：“怎么验证呢?”山人自有妙策，当大熊猫全基因组的序列成功测出后，钟扬立即组织研究，看能否在大熊猫基因组里发现可导致抑郁症的基因突变……经100多个日夜奋战，该猜想当真被验证。
被此等含金量极高、与众不同的幽默和科学灵感所吸引的，何止是同事!21世纪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次中美青年科学家会议。中国物理学家曹则贤，发现饭桌上一华人成了天然磁场——所有人都听他神侃。此兄有良好的物理学、无线电学功底啊，所谈逸事、神奇生活无不充满科学养分，平日在学生面前亦妙语连珠的曹则贤听得起劲儿!对如何快速识别同道，曹则贤有独门秘籍：听言谈、观饭量。毕业于以前沿科学、高新技术为主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他，读大学时就知道，生物系、天文系、地球与空间科学系等专业的学生，将来在职业生涯中会出野外，而出野外者常遇到断顿，所以他们一定要能吃;换言之，优秀的自然科学家会养成一个习惯：有食物的时候，多吃。曹则贤注意到，此“侃兄”很能吃，饭量大，人也长得高大魁梧;于是他明白，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叫钟扬，研究植物。
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詹姆斯·克雷布，对相交逾十年的Professor Zhong(钟教授)赞不绝口。他们曾一起参与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和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的多项合作，并肩在西藏、海南进行野外科考，合作发表了11篇学术论文，包括合作过“大熊猫为什么吃竹子”等课题。当谈起这位杰出的中国同仁，走遍世界的科学博士兼哲学博士克雷布感叹：“钟扬深爱西藏，是那样激情满怀，希望通过教育迎接这个世界的挑战。他对生物信息学有很深的造诣，他身上体现了一种激昂向上的精神——只要心在飛翔，道路就永远在 远方。”
钟扬，这位善于捕获陌生听众心灵，赢得学界尊重、国际赞誉的科学大咖，到底是何方神圣?他的非凡思维和吸引力，源于何处，又有着怎样的父本母本或说基因故事呢?
一
钟扬，来自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是一位快乐生活的生物学家，一个怀揣种子精神、有着种子梦想的人。
他很善于演讲，只要乐意，他能讲得神采飞扬，顽石点头。这是有家传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钟扬的父母钟美鸣、王彩燕分别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两位湘西南高材生情定荆楚，毕业了先后来到湖北黄冈中学(简称“黄高”)任教。1964年5月2日，同执教鞭、凤凰于飞的钟氏夫妇有了爱情结晶，一个可爱男婴。“浩浩长江水，黄州那个边。岸回山一转，船到堞楼前”，小夫妻将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的别名“扬子江”之扬，浪花般嵌入爱子姓名，希冀提醒他——要有百川归海、奔腾向前的民族情怀，要热爱地大物博的祖国。
孩子4岁时，钟美鸣问儿子和他的小伙伴们：“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后揭晓答案：“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其他东西若失掉了，还可以买回来，时间失掉了，无论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回来。”
父亲的回答，小钟扬铭记在心。1970年初春，幼儿园搬家，未满6岁的钟扬“跳级”，成为一名小学插班生。开始上学了，他专心听讲，不失一分一秒;回家后，做完作业，再吃透课本，就在父母的允许下，看课外书、练书法、背诗词、学画画和音乐。“我从来不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花费半分钟的时间。”钟扬自得地回忆起儿时。
七岁的钟扬
每个男孩都会有的小淘气，钟扬当然也有。从小，他就爱鼓捣家里的针头线脑，坛坛罐罐。7岁时，为了验证从书中读到的电池知识，小钟扬翻出家里的手电筒，倒掉大电池，寻根铁钉，往电池上钻洞，最后往洞里灌盐、醋……“淘”得起劲时，当化学老师的母亲王彩燕回家了，看到满地狼藉的她，没像大多数妈妈那样呵斥家里的调皮鬼，而是因势利导，将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一次次带入学校化学实验室，观摩实验课;还带小钟扬去校办工厂，参与蓄电池用浓硫酸稀释工作，从此打消了儿子对剧烈化学品的恐惧，更激发了他学习化学的浓厚兴趣。
在课堂上分讲政治、化学的钟扬父母决定将知识融入小故事，以讲故事的方式，偷偷对儿子进行文理兼备的启蒙。他们讲“红色黄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讲家族里的三叔公在抗日战争中勇立战功，讲老家“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讲妙趣横生的“十万个为什么”，讲我国四大名著、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在“故事”中泡大的钟扬如开天眼，原本羞涩好静的人儿变得活泼、热情起来，一张小嘴也爱谈古论今。就这样，从小打下良好人文素养基础的男孩，成长为同学们眼中的“故事大王”，众星捧月般，倍受小伙伴们追捧。
老师也喜欢钟扬，因为他成绩优秀，还特别会写作文。小学三年级，语文老师布置课堂作文，钟扬当堂写完，交上去，老师赞不绝口……后来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引来无数艳羡。“你是怎么写出来的?”钟扬毫不藏私：“我是‘画出来的啊!”见对方愣怔，他开心解释：“平常我不是学画画，做人物素描写生吗?这得讲究形体结构、素描关系、阴暗调子，写文章与画画有相通之处啊，让我给‘套上了!”
1975年，11岁的钟扬升入黄冈中学初中部，进了文艺班一班，那是成绩好、有特长的学生八仙过海之地，属“尖子班”。钟扬依然语文科目出众，他的作文总被挑出来，作为全校范文挂在校门口。每次年级考试，他总稳居前两名。初中各种竞赛，也少不了这位高高瘦瘦的少年身影。豁达奔放，在文艺班担任文艺委员的他，成为货真价实的“高智帅”，全校谁人不识君!
1978年早春二月，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即将入学，鄂东黄冈中学操场上，正举行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4名金榜题名的学子，胸佩大红花，在激动人心的锣鼓、震天的鞭炮声中，接受学校表彰和如潮夸赞。虽然中榜率不到应届高中毕业生的1%，但这4位学长却代表着黄高首战必胜，代表着光荣的起点，更是全校2000多名学生心中真正的英雄!……钟扬看到了榜样，看到了未来人生的大方向，那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去做横戈立马的国家栋梁!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在这一年，邓小平在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振奋人心的论述。春雷滚滚，“臭老九”之说早被历史轰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迅速成为全社会共识。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尽快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
高校行动起来。1978年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首创少年班，迫不及待地通过考试选拔智力超常的少年进校学习，探索在少年中培养合格大学生;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尽快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
中学行动起来。当时的高中实行两年制，政策允许非毕业班，提前一年报名参加高考……无数壮志凌云的少年郎，对“提前报国”跃跃欲试!
1978年秋，黄冈地区30000名初中毕业生统考，钟扬以前10名的成绩，考入本校黄冈中学高一尖子班。
黄高的尖子班，尖到什么程度呢?钟扬的记忆是这样的：“新学期一到学校，我顿时傻了眼。班上涌进了一大批家境贫寒、拼命读书的农村孩子。记得全班年龄最小的那位同学，来校住读时连被褥都没有，是班主任老师动员同学们四处找报纸和稻草铺在他的床上，才使他艰难地度过了寒冬。但一考试，这个身材瘦小、木讷寡言的同学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成绩总是遥遥领先。就是这批同学，把我一下子从班上第二名挤到十名开外。更令我喘不过气来的是，他们决定提前一年参加高考!对当时急于‘跳出农门的一代人而言，高考确实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的激励和‘裹挟下，我不得不奋力追赶这支奔跑的队伍，期盼早日和他们一起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期中考试后不久，“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黄高就筹办跃进班：准备从高一学生里挑出少数优异者，拨入高二，提前一年参加高考。
钟扬心动了。“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他想进入实现梦想的快车道!却不想，不可抗的阻力，竟然来自自己的父亲：“你必须放弃这次高考的机会!”
“为什么?”
已从三尺讲台转入行政系统，主管黄冈地区招办工作的钟美鸣，严肃回答他：“作为招办负责人，我要处理几万考生关心的问题，我的儿子必须避嫌!”
钟扬无话可说，一甩门，他满心委屈地走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久，中科大来湖北寻猎少年班学生，15岁的钟扬在母亲的陪同下报名了。
事实上，想跻身少年班，其难度难如上青天。作为一项举国瞩目的英才计划，1978年中科大首期少年班，全国仅招录21人。1979年，少年班调整招生方式，要求报考者先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然后由学校根据高考成绩进行复试、面试等，择优录取。也就是说，报名者除接受高考选拔外，还须通过中科大的单独考试、面试、录取，这也意味着：筛选将比高考更严格!而且，落选者不能参加当年应届高考，也不能像正常高考一样可以被其他大学调剂录取。
钟美鸣这回没反对心比天高的儿子前途叵测的报考。少年心事当拏云啊!
就这样，备考中科大少年班的钟扬，开始了冲刺。他比别的同学稍晚进入光芒四射的跃进班，与黄梵成为同桌。一对早就彼此慕名的黄州镇少年，从此开始惺惺相惜的朝夕相处。之前，他们都是本校初中部“学霸”，一个爱文、一个偏理，双双考入高一尖子班;现在，好铁锻好钢，两人成了跃进班同桌……他们互帮互助，一起辉耀黄高“太阳系”。
跃进班的老师对这位“插班生”记忆深刻。钟扬“学习刻苦，连吃饭、上学、放学，手里都捧着书。”物理老师余楚东形容。他特别留意这位弟子，是因为该生的表现包括求知欲，都那样与众不同。钟扬对物理概念的理解很独特，常举一反三，课后还喜欢“缠”住老师，讨论其他同学未曾涉猎的问题;余老师也因此为好学的他开了不少课外知识的“小灶”。某日，当余老师课后闲侃流体力学中的流线，提及飞机为什么飞起来时，钟扬联想到八竿子打不着的体育，立刻请教：“那足球场上的‘香蕉球，也是这个原理吗?”师生讨论得如火如荼。
事实上，在学习方面，钟扬也遇到过困难。那是1979年伊始，春节的爆竹还没放完，跃进班争分夺秒，为提前参加高考而冲刺，坏消息传来——钟扬远在湖南的祖母去世。从鄂东黄冈到湘西南奔丧，前后花了半个多月，钟扬情绪上也颇受影响。返校后，他几乎无法跟上上课的进度，每次考试，想上升一名都很艰难……班上的每位同学，都如此出类拔萃——要知道，黄冈地区各县每年能考入黄高的平均仅十来人，他们都是家骥人璧;特立独行的跃进班，更是优中选优，尖子中的尖子。全班23名学生，除了钟扬、黄梵是黄州镇少年，其余全系各县农家子弟，他们无不梦想着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奔向未来广阔的天地，去呼啸风云，成国家栋梁!逐梦少年，谁不头悬梁，锥刺股?个个拼命学习。好风凭借力，有志读书郎幸遇改革开放之初，黄高已积聚一大批教学能力极强、爱生如子的能人，“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尽快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彼时，每个晚自习之夜，师生们都要“打一仗”：老师一遍遍地驱赶教室里埋头学习的学生，被驱者则像“打不死的小强”，顽强滞留。结果往往是：老师拉电闸，强行熄灯;可学生回宿舍后，还有不听话的，躲开夜巡老师，偷偷地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继续学习。
良好学风下，强强联手，注定上演古书奇载：“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大考在即，身为教工子弟、家在学校的钟扬，在高手如云的考场上，单枪匹马作战——因为他的父母也要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钟美鸣公务繁忙，才恢复两年的招办工作千头万绪，身为招办负责人的他常通宵干革命，无暇他顾;已是黄高名师的王彩燕，带6个班化学，补课、加班更是寻常，她没时间管儿子。走读生钟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日后的钟扬竟还因此获得母亲点赞：“论厨艺，小钟第一，老钟第二，我最差。”
初夏，黄高隔壁电力局大院里的枇杷树挂果了，有下晚自习的男同学，路过累累黄果，兔子撒欢般喊跳，唱着：“七点二十五，饥肠响如鼓，枇杷真好吃，馋得涎直滴……”钟扬不馋，充耳不闻地回到教工宿舍，深陷于知识海洋，与功课死磕，常常午夜一两点才睡下。就这样，数月时间，他学完全部高中课程。
图3：少年钟扬(后排左)与母亲王彩燕(后排右)、父亲钟美鸣(前排左)、爷爷钟先陸(前排右)合影)
高考前夕，坐教室最后一排的钟扬，问同桌黄梵：你将来想做什么?
“想当科学家!你呢?”
钟扬莞尔一笑：“我想当老师!因为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注定要做老师——我出生前的几小时，爸妈都还在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呢!”
1979年，高考放红榜，黄高成绩令人惊叹：全校中榜107人，总人数位居湖北省第一。提前一年参加高考的黄高跃进班，更是青史留名——23名学生全部考入重点大学，并囊括当年湖北省总分第一、二、三、五、六名，仅失第四名;其中一半以上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
黄冈中学一鸣惊人，名扬全国!
15岁的钟扬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他是为母校创造“黄冈神话”的一分子。
二
蜚聲中外的中科大少年班，开办之初，生活条件并不佳。这所名校坐落于皖中合肥，1979级少年班的宿舍，仅3间小平房，深藏于学校图书馆前面的一片树林里。在穿风观雨、静听虫鸣的枝叶斑驳中，一群绝顶聪明的早慧少年们惺惺相惜，彼此扮“酷”——比谁不学习!不是比谁学习，而是比谁不学习!!实际上是比谁能更加有效率、不动声色地学习，而且能学得更多、更透……
人不轻狂枉少年。
少年壮志比天高!1982年，在中科大少年班就读的钟扬18岁，成年了，他要做一道不再轻狂的选择题：选专业。
中科大少年班实行本科五年学制，头3年系基础课学习，不分专业;到大四、大五两年，学生可根据兴趣、特长，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即将致力的学业和日后事业方向。钟扬与另外5名同学意气风发地转入六系：无线电电子学系。
挥别曾经流光飞舞、发荣滋长的少年班青春，叫人如何不怅然?……一帮羽翅初张的青年才俊，齐聚在校园门口的“南七照相馆”合影。“那天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窗外飘着细雨，全班一水的白衬衫。拍完全班合影后，我们几个转到六系的同学或坐或站、表情严肃地也照了一张。”这幕成年礼式场景，烙在钟扬的心底，他还在一张合影照的背后题字：到六系去!
到广阔天地去!
多年后，回味18岁转系，钟扬总结道：“这使我在今后每逢重要决策时，变得更加果断。”
随后的两年，是日益成熟的钟扬在中科大最美好的时光。
文学，是见证并建构那无限美好的彩虹。大二时，中科大创办校报，钟扬陆续在上面发表了几首诗。拿到第一笔稿费，大大激励了青青校园、我梦维扬的诗人!此后，钟扬诗兴大发，屡有进项。“我大学的时候写诗。感觉一个月15元的助学金不够了，就写首诗去发表，一首两块钱。写得好一点有10块钱，可以请3个朋友喝酒。我知道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这就是文学青年钟扬的好日子。
的确，作为文青，他恰逢其时。在万象更新、理想主义高扬的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与理想主义的二重唱，是那样高调，在和昔日同桌同醉文香的黄梵通信时，钟扬畅谈世界文学：“德语作家中，我不喜欢歌德‘教训人，我更喜欢茨威格的心理描写——那份入木三分、精细入微的劲儿!我还喜欢赫尔曼·黑塞的小说《在轮下》，还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
每天晚上，男生宿舍滔滔不绝的“卧谈会”主角，必是钟扬，聊他读过的文科书，讲许许多多有意思的故事，为理工男的枯燥生活送去迷离月色、星光，那时的室友们都静如午夜罗汉松，极少插嘴。
除了文学情结，中科大的求学岁月在钟扬的初心里，更有商彝周鼎奠基未来辉煌。
1980年新年伊始，邓小平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迅速成为亿万青年的心声……1982年经典电影《人到中年》里，一位父亲祈愿自己的孩子：长大当个科学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目标下，在最能培养科学家、工程师、农学家等社稷之器的高校，年轻人的激昂奋进、你追我赶，可想而知。身在时代炼金炉里的钟扬从没忘记父亲“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的教导，他没放松过主业：学习。“我算过，自己在中科大确实花了近10000个小时在学习，这与(我当时的)成绩高低无关，你付出的时间必定在将来有所收获。”
而将来，将来时光如海，世事苍茫啊，到底会有怎样的收获?
1984年，20岁的钟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
在国内最大城中湖——东湖，在三面临水的磨山脚下，遍植奇花异草、如世外桃源般的武汉植物园，却没入钟扬的眼和心;因为他不习惯，他学的是工科无线电专业，干植物何事?……同班同学们出国的出国，读研究生的读研究生，他却来到这专业不对口之处，叫人如何不怅惘?数学和计算机基础良好的他，被分到研究所技术室干辅助工作：建设、维护机房。
在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前途在哪里?往日的宏图大愿，又往何处落脚?……曾被誉为黄冈“神童”、中科大少年班出身的钟扬，一度表现得“无所事事、终日打球玩牌”。领导们注意到了。为填补新人在生物学知识方面的空白，研究所特地安排一位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高材生，和他一起分来的江苏佳人张晓艳，在业务上进行辅导、帮助。
盛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看到文静可人的张晓艳，每天不顾炎热，穿行在全国四大火炉之一的江城野外，研究亭亭玉立的荷花，钟扬冒出奇思，“能否把计算机知识应用到植物研究中?”……
“金点子啊，有前瞻性!”白莲般清凉的人儿循循善诱，“在你的计算机数学模型里，这些数据就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实际上，这些数据都来自荷花鲜活的生命，你能感受到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生命吗?”张晓艳温柔说。
钟扬瞬间愣住!數据与生命，计算机与荷花，生就一颗文艺心的他，像受到天启!
“我觉得，你需要跟我一起去采集一次荷花数据，让你感受到那些数据背后生命的存在。只有在荷塘中，在波光云影的映衬下，近距离地观察并感受荷花的根茎、叶片、花朵和果实，你才会联想到，看似弱不禁风的荷花，为什么自古以来被文人咏叹，为什么被称为‘活化石，能够穿越亿万年的沧海桑田，至今仍顽强地生存在地球上。”
钟扬的眼睛发亮。跨学科、跨界的奇想，像粒火种在他的脑海里星火燎原，噼啪作响……他被一个新世界激活了!
就这样，水何澹澹，清莲为媒，曾经彷徨的大男孩开始了解植物学，从了解花、花瓣、雄蕊、雌蕊等等开始，他和美丽的“引路人”并肩早出晚归，持续观察荷花一个完整生长期，两个年轻人对71个品种进行动态系统模糊聚类和最优化模糊聚类分析。这批数据最后由钟扬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整理、分析，最终形成他与张晓艳合作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荷花品种的数量分类研究》。这是钟扬从事植物学研究的首篇学术论文，对于荷花品种的收集和研究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同时，它也意味着在国内开创了将数学方法应用于生物学研究的先河。
钟扬(右)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求学
就这样，无线电专业的大男孩中了植物学和爱情的“双毒”。业余时间，曾是黄高“学霸”的钟扬开足马力，兴致勃勃踩着单车，在两年内旁听、学通了武汉大学所有生物课程。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兴奋地告诉友人：“原来，这植物分类学大有前途啊!”……当初的“引路人”张晓艳则感叹：“反正最后，钟扬的植物学知识超过我了!”新鲜、难忘的江城岁月，由何仙姑牵出了红线，并用天各一方考验这对有情人。1987年，张晓艳离开武汉，去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所工作。临走前，钟扬交给意中人3本自己在大学时代写下的日记，真诚地说：“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的现在，然后，让我们共同来创造我们的未来。”二人两地相思。“第3年，张晓艳在我的'召唤'下返回武汉，成了我家的'领导'”，为爱心醉、锲而不舍的钟扬最终得偿所愿。
嫁得如意郎君的张晓艳，从此良凰绕凤，支持爱侣事业发展。“那时大学生很少，国家百废待兴，钟扬看到了计算机和生物学结合的广阔前景，觉得将来对国家有用处，便做了决定，专心向这个方向探索、发展。”张晓艳简洁道出丈夫心路。
用计算机解决生物问题，此边缘交叉科研天地，大有可为!中学时代雄心勃勃报考少年班，大学时代果断转入六系，初入社会时徘徊职场的钟扬终于找到自己的专属大舞台，从此心无旁骛，一马当先。
1989年，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生物学的研讨会。
彼时，钟扬和原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陈家宽，刚刚创造出“植物进化谱分析”方法。“钟扬当时牛得不得了，说这不是一般学生物学的人能理解的!”可很快，开完研讨会，这位年轻的牛人汗颜起来，因为他为之得意的新成果，存在悖论……钟扬感慨：“没想到这基础植物分类学领域的学问这么大，要好好到国家植物标本馆坐几年冷板凳啊!”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傅德志，点评这位悟性极高的后起之秀：“钟扬很爱面子，但他更爱科学!”
热爱科学的钟扬其实并未放下萦绕一生的文学情怀。新婚时，他仍住单身宿舍。某日晨，钟扬火急火燎出门，向同事李伟求助：“办公室太吵了，单身宿舍也不得清静，我想借宝地一角，写篇小说啊。”说完，他毫不客气地关上李伟家门，一口气，挥就一篇小说。
只是，单凭文字起舞的小说虚构世界，无法安放钟扬对现实与科学世界的超前、宏大构想;他的人生蓝图，来得比小说更流光溢彩，引人入胜。
在武汉植物研究所，1986年，工作两年的钟扬被破格晋升为助理研究员。1991年，27岁的钟扬受邀赴美，完成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课题“等级分类学数据库设计”。在国门打开不久的出国大潮中，当时海外立足后选择归来的人很少，到底要不要回国?风华正茂的钟扬没有一丝犹豫。他谢绝美方一再挽留，用平日省下的生活费精心置办着豪华家当——国内紧缺的计算机、打印机等设备，他有妙用：打算捐给盼他归来的国内“大家庭”武汉植物研究所，以供实验室建设之用。回来后他去提货，海关人员的嘴张成○型：出国者不都是带回彩电、冰箱嘛，怎会有人用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就这样，在一路惊异的目光中，我行我素的钟扬创建了武汉植物研究所第一个计算机室;1994年，又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第一个计算机生物学青年实验室，并被任命为主任。
“创新能塑造一个民族的新灵魂。”钟扬认真地说。他瞄准数量分类和分支分类，沿当时国内无人进入的植物学和计算机学交叉学科的小径，快马加鞭。在汉期间，他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植物计算分类中多分类系统并存分检及图像技术研究”、中国科学院“八五”重大应用子课题“洪湖水生植被的动态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湖泊圈养迹地水生植被恢复过程的研究”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等十余种，硕果累累。1996年，钟扬再次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1997年，33岁的他锋发韵流，出任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他头脑敏捷，看问题不同于常人，很有深度，科研能力极强;做副所长时，又表现出极高的领导才能。他走到哪里都像一团火，能把大家都带动起来。”与钟扬共事十余年的研究所研究员江明喜，这样形容心目中的钟副所长。
“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打开，他就赶紧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进来。他是一个传播者，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的前列。”陈家宽教授啧啧称赞比自己小17岁的忘年交。
武汉岁月，万里青云中的“高精尖”英才，没忘记俯身，将科学的种子撒入脚下三镇。在钟扬等人倡导下，武汉植物园有了一支由中青年科技骨干形成的校外辅导员队伍，他们深入对口中小学，开展科普宣传。每年，身先士卒的钟扬都到汉口万松园小学、空军子弟小学、华中理工大学附小、武汉市大兴路小学等学校讲课，举办讲座，为兴致勃勃探索世界的孩子们指導“生物百项”等小科研活动。在植物园一线科学家的亲自辅导下，江城孩子们在全国及湖北省、武汉市的青少年生物科技竞赛中频频获奖。
钟扬的“火”令家里也很温暖。
他参加工作不到两年，父亲钟美鸣也从鄂东黄冈调到省城，在武昌水果湖中学(现湖北省水果湖第一中学)当党总支书记兼校长，一家人团聚于汉。周末，只要有空，钟扬就离开研究所宿舍，回家陪双亲。他几乎包揽了所有重活：扛米、搬油、运煤球，还常陪母亲上街购物、买菜，包括秀厨艺，将可口的饭菜做好，端上桌，再请父母入座。“我们都特别羡慕钟家培养出这么个好儿子!”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三
2000年，一封来自上海的信飞入武汉植物研究所。钟扬的老朋友、忘年交——已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元老的陈家宽教授，力邀钟扬去复旦任教。
世纪之交的高校，什么状况呢?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过后，中国社会对知识的渴求呈云霓之望，知识分子的地位亦水涨船高，弄潮儿们认识到“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但船大难调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工资体制尚未及时跟进，“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倒挂”的反常，反映在高等教育事业上，就是长期以来教师的待遇普遍不高，科研经费少，人才极易流失。在碧波淘梦的东湖边，在中国三大核心科学植物园之一的武汉植物园，埋首治学的钟扬，已官至副厅级。此时跳槽，进入高校，人生急转弯，从米盆跳到糠盆里，对一般人来讲，除非傻子!用武汉说：那是脑筋不清白!
但钟扬不这么想。钟扬思虑得很远，很大，大得以致忘记个人。年少时代曾做过的教师梦，像粒珍贵的珙桐种子，深藏于他心底;如今，春风有知，那粒种子竟有破土发芽良机!进入复旦，就能站在高教讲台上，将自己的一身所学和真善美观点，直接传授给天之骄子，为一批批千挑万选出深山的苗木们培根铸魂，让他们更健壮、枝繁叶茂地成为国之栋梁，为民族和社会赢得底气十足的未来!……36岁的钟扬心动了，胸中怒放鸽子花的人儿终于弃官，告别双亲，沿长江东下，到黄浦江畔，做起一名普通高校教师。
一切从零做起，重新开始。
到上海一个月，钟扬衔命担任复旦刚开始筹建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深耕生物信息学领域。彼时，该专业如初生婴儿，在全球才蹒跚起步，连一个体系都没有;在国内，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钟扬口出“狂言”：“我马上写一本有关生物信息学的教材，介绍给中国学者和学生。”好大口气啊!时任复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助理的赵斌，嘀咕着：“不太可能吧，这门学问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仅仅一年，钟扬拿出成果——我们今天看到的生物信息学教材。
自编自导，还兼自演。钟扬开设的生物信息学课程很有料，新鲜，极受复旦学子的追捧。比如钟扬的弟子，后成为生物学博士的顾卓雅，就很有体会，从一开始，师兄师姐们就反复提醒她：“在复旦，钟扬教授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位好老师!”师兄师姐们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后来者：在高高象牙塔里，来自武汉植物园的“新星”，真的是光芒万丈!一位经济学院的同学，在BBS上发关于生物信息学的吸睛贴子：“钟扬老师的课总要提前占座，他讲的科普小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精彩。”童年时代就被追捧的钟姓“故事大王”，若王者归来，听众如不早早占座，只有站到教室走廊重重人墙外去听的份儿。某位仅听过钟扬一堂课的学生，如实描述：“钟老师的课让人终生难忘，他对生物学的态度，在科学之外，透着对人类命运、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
正锦瑟华年，生命根须千条万条，争相探向未来的大学生，如何不被之吸引，不为之如醉如痴?……
在经验世界里挥斥方遒的钟扬，在理念世界里亦如鱼得水。这颗人文情怀十足的高教“新星”，在自己热爱的专业领域，大放异彩。钟扬黄高时代的同桌，后成为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的诗人兼小说家黄梵，干过一件“傻”事。一次，弹道学出身的黄梵邀请钟同桌去他供职的南京理工大学演讲，结果，当场有3个学生表态：要从工科转学生物!
这是什么节奏??简直挖墙脚啊!
“各个领域，他都能谈出个道理来，不是简单地靠听来的几个概念在那儿忽悠。再大的圈子，别人讲得再热火朝天，只要他一开口，谈话的主角就变成他了。但这么多年，我从没听到过他哪一次是靠讲黄段子来吸引人的。他内心是特别纯洁的一个人，至少不是那么放肆的一个人。”研究人类遗传学的复旦教授杨亚军分析道。
从国内植物学青年领军人物，从高端植物研究所科研型领导干部，到既做科研又进行一线教学的高校教授，钟扬的二度转身，较之当初急转弯、由无线电专业转攻植物学，更令人惊艳!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是复旦的校训。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国内一流名校，钟扬和同事们广开源头，深谋远虑，最终为国家生物学科精英人才的摇篮——复旦生命科学学院，确定了眼下及未来要突破的方向，其中就包括种质资源研究。
作为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也是未来全球科技较量的必争之地。它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和整个人类的未来。
“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全国排倒数第一，北京也在倒数几位，可是许多一流的植物学人才待在北京、上海。”“好的植物学研究不是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身居象牙塔顶的钟扬看得很远，也很透。是鸟儿就该有广阔天空，是种子就寻觅肥沃土地。生于地大物博的大中华，钟扬挑选了令国外同行垂涎、得天独厚的逐梦之所。
2001年8月，因复旦与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合作项目，钟扬率领一个中外6人科考小组，首次踏足遥远的青藏高原。
为什么独选高寒缺氧的边疆呢?缘起生命之树和寻根。自2001年起，具有全球视野、国际学术交流频繁的钟扬，3次担任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数理研究所客座教授，与东京大学长谷川政美教授的团队开展关于红树、非典、日本血吸虫等多项研究，还和长谷川教授合作进行分子系统发育研究。期间，谈及学术理想，钟扬直言：“我想在不同尺度，寻找不同生命之树的‘根。”
且提取关键词：不同尺度，生命之树，根。
多年后，钟扬邀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嵘去西藏，建议她一定要到色拉寺看辩经，因为“(佛教)辩经讨论的都是终极问题，比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想想，要是在上海街头，你拉住一个人，问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家一定当你是神经病;而在西藏，这是人们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
再次提取关键词：终极问题，生命的意义，西藏。
对照两组关键词，就会发现：从不同尺度来探讨终极问题，从生命意义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生命之树，沿着西藏路径去寻找“根”……多么引人入胜，深邃而博大!
此刻，科学与人文，撇开时空相辅相成，就像一枚硬币、一片树叶的正反两面，浑然一体，彼此圆满。生物学意义的“根”，与人文上自足自洽的“西藏”，竟似有着某种千丝万缕、动人心魄的联系。也许，在探求真理的征途上，本就万物同源，万法同宗。
钟扬彻悟，所以在当上老师的次年，他就如西行取经的唐玄奘，怀揣使命，奔向心目中的圣地——研究生物进化、探查种质资源的绝佳场域：西藏。
雪山巍巍，蓝天辽阔，哈达似的白云下，大大小小的玛尼堆和五彩经幡延伸着藏民族祈福之道。仓央嘉措的诗句流传四方，“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首次野外考察，吸引钟扬幽幽诗心的，除了藏地殊胜人文，更有那无与伦比的当地自然生态、高原植物：在人烟稀少的第三极，这儿有近6000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18%，其中2000种是青藏高原特有植物;但由于气候变暖、环境破坏，一些植物正在消失，抢救性收集记录已迫在眉睫。
必须盘点青藏高原植物种质资源的家底，把这个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建立起来，为国家和人类夯实“基因”宝藏，给未来留下種子!志在寻“根”的钟扬，纳须弥为芥子，自此开始以种子为通道的朝圣之旅。
如何收集种子呢?
钟扬曾开玩笑，最简单的是蒲公英，“随手抓一朵蒲公英，就有大约200颗种子。最麻烦的是椰子，8000颗种子的话，需要数辆卡车才能拖回来，这才算收集了一种植物的种子。”说到科学采集，一般门外汉可能认为不过薅一把就走，是这样吗?事实上，其基本要求是：每一种植物的样本数量须达到5000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需500粒;为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针对西藏来说，在整个藏区内，任何一个物种的样本不能超过5个群体……
在青藏高原采集种子的钟扬(左)(供图：张晓艳)
在世界屋脊西藏采集种子，困难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由于群山阻隔，钟扬他们常常一天驱车800公里。途中，泥石流、塌方、翻车，是家常便饭;除了这些，还要忍受种种颠簸、晕车，以及要命的高原反应……“高原反应有17种，每年我都有一两种”，钟扬坦言。的确，刚到西藏的他，用了整整5年来克服人们谈之色变的高反。这位名副其实的资深高反患者，还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西藏大学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学府，我们在那里每堂课都是40分钟，为什么?大多数学生勉强扛得住，但是老师受不了，因为缺氧，所以课程只有40分钟。但是就是这样，还是给我留下了心脏疾病。每年我体检的时候，医生就说这个心脏一直变大，到了前年(2014年)告诉我不能再大了，已经稳定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心跳得越来越慢……”所以，后来每当有人问钟扬，追求科学的“初心”是什么，每分钟心跳仅有44下的钟扬扔一句：“这哪是什么‘初心啊，只是一颗肥大的跳动过缓的心脏吧!”问多了，他一言概之，“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们就怕了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
妻子张晓艳心疼地劝丈夫不要再去西藏了，钟扬却振振有词：“当初是你告诉我，在生命科学研究里头，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是你说的呀，我们研究的对象，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下!所以，西藏我怎能不去呢?”
张晓艳辩不过他。
由于身高1.8米、体型壮硕的钟扬，已出现心脏肥大、血管脆弱等症状，每次出野外都有高反，团队里的伙伴常为钟扬担忧，劝他停下，以健康為重。永远没用!身为带队老师，热爱高教事业的他，怎会让尚未独立开展工作的学生“放羊”呢?他不肯放弃通过野外实践进行言传身教的好机会。“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耽误过任何一次野外考察。”学生扎西次仁说，“钟扬老师必须要亲手采下一个标本，亲眼看到这个物种的生境①，回去写文章的时候才有激情。”
那是一种怎样的激情，如何填实每一个平凡而又不寻常的科考日夜呢?
那年8月，我们的考察队沿着泥泞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哐当”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第二天清晨，队伍重新启程，车开了回头看，熟悉的土墙，挂满经幡的玛尼旗杆，旅馆老板一家子挥舞告别的手臂。那后面，一缕晨光正巧投进洞开的窗口，心头顿时涌起暖意。
这是钟扬用蓝色圆珠笔记下的日常旅文，篇名叫：《藏北的窗》。
与粗犷、质朴的藏族同胞日夜相处，打成一片，钟扬收获一个亲昵外号：钟大胆。他的爱徒，西藏大学博导拉琼，忘不了2011年里一幕：为了某课题，他跟随钟老师去寻找鼠麴雪兔子(即高山雪莲)。“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周围没有找到，准备继续向上。当时我觉得钟老师不是藏族，又不熟悉山情，可能会有危险，建议他待在帐篷里等着我们，谁知被他一句‘你能进我也能进，你能爬我也能爬顶了回来。”身为带队老师，钟扬的理由如此不容辩驳，“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
最终，在海拔5400米处，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缝里，团队发现冷美人!抚着那在0℃发芽、幼苗可抵御-21℃低温、从发芽到开花需5年的迷人高山雪莲，钟扬笑似骄阳，种种艰辛顿如化雪。
就这样，来自繁华大都会的一流教授，从首次志愿赴世界屋脊采种，到2010年起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再到2017年9月，钟扬在沪藏两地“飞行工作”整整16年。在长期的高原反应和平原醉氧的频繁切换间，这位不计安危、生死的“钟大胆”，带领多民族学生，从不通汽车的墨脱到阿里无人区，从中印边境的藏南到珠穆朗玛峰北坡，艰苦跋涉计50多万公里，采集1000多种藏区植物，4000多万颗种子，所获占西藏物种资源的1/5。
曾经，他们追踪10年，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曾经，他们花3个寒暑，将全世界仅存的30000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据库”。从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已成功提取抗癌成分。他们还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点地梅、西藏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
今天，云南昆明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里，还封存着钟扬团队的杰出贡献：从第三极采集的224种、1300多万颗种子，它们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青藏种子的空白。
16年，踏遍冰川广布的高海拔植物探索禁区，收集可能上百年后才会对人类有用的植物种子，图个啥?有人忍不住，问大道不孤的钟扬：“如果你不去西藏，留在上海专心搞研究、发表论文，是否会有更多个人成就?”
“也许是吧!”钟扬随口答。
“以他的聪明才智，大可坐在实验室里验证假设、发表论文。”与钟扬共事18年的复旦同仁陈浩明，不假思索。复旦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金力，则用两个字形容其人：疯子。因为钟扬的“三观”的确与众不同——“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文章、奖项，而是故事……”追求“故事”的中心法则，令金力印象特别深。
“在报纸和国人都在关心艺人明星们的争风吃醋和他们的花边家事的时候，在艺人明星的婚礼动辄花费千万上亿的时候，我们年轻有为的植物学家钟扬却背着旧背包，穿着29元的裤子，带着他的学生，风餐露宿地长期在青藏高原上为人类的未来利益奔波着。”远在鄂东、热爱摄影的赵祝萱，用长焦镜头对准曾在古城黄州筑梦、而今在世界屋脊艰辛追梦的好友。
总有学生不解地发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外奔波，做一些没有短期科研产出的研究呢?钟扬答疑解惑：“我希望把科学的种子，把珍贵的生物多样性保存下来，为世界留下更多宝贵的标本。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四
在离天最近、离太阳最近的圣地，西藏欢迎热爱奇珍异宝，尤其那从入海口沿长江而上的高等教育援藏者，比如教授钟扬。
2001年8月17日，以钟扬为首的6人小组，前往青藏高原科考。从此，我心飞扬——钟扬每年都入藏，乐此不疲地同第三极种子对话，寻找生物进化证据。他也因此同世界“最高学府”西藏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钟扬与西藏大学的缘分，其实源于前辈不了情。他的同道、原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吴千红教授，曾于1978—1980年作为援藏教师，任职西藏师范学院(即藏大前身)数理系生物学教研室主任。正是吴千红牵线，将接棒人钟扬介绍给老东家。众所周知，地处边地高原的藏大向来学科基础薄弱，整体科研水平同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青海大学等相比，都有一定差距。有差距，就有动力!发展才是硬道理，钟扬主动找到藏大领导，以西天取经人般的虔诚，激发校方信心：“西藏的研究条件得天独厚，生物学科肯定能够做好!”……很快，双方志同道合。在复旦大学支持下，钟扬终于开始在藏大从事科研合作。
藏大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记得很清楚：从2001年开始，钟扬就到藏大兼任教授;他刚来时，整个藏大理学院无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无教授，甚至连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都没有，那种荒寂仿佛沉睡千年……在长期萧索中，学校从来没申请到任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种“高大上”大概只有藏族传说中的“驯虎青年”有信心、有能力去尝试吧!所以，当钟扬教授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的方向时，藏大副教授琼次仁和众多同仁一样，直摇头，他们不相信这位“匆匆过客”能为学校留下什么……是啊，这么多年来，入藏科研人员一拨又一拨，在完成各自的研究项目后均鸿飞东西，有谁再继续停留过呢?又有谁留下过哪怕一项合作成果?这位钟教授，会与他们不同吗?盐巴水不解渴，漂亮话不顶用。
身在高原的钟扬，面对热辣辣普遍置疑，心頭盘旋着楚味十足的家乡方言：我就不服这个周!!偶尔，还冒一句很霸气的武汉话：“我信了你的邪!”
2002年，钟扬和琼次仁联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失败了。失败纯属正常，不意外啊，习惯高寒、仰望蓝天的琼次仁当然想得通，一度他想放弃此“非份”之想。常与高原反应作战的钟扬却拿出口头禅，鼓励他：“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在苦思良方时，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次年，这对汉藏组合重整旗鼓，再杀回马枪……这次，“西藏大花红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学成分变化及地理信息系统研究”项目，申报成功了!
整个西藏大学沸腾!!这是藏大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它极大增强了学校教师队伍的科研信心，更在学术、教育层面上厚植了民族友谊，加深藏大老师与钟扬个人间比拉萨河还美、比长江水还长的莫逆之情。
可惜一年后，琼次仁不幸罹患癌症。2005年，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彼时，格桑花的芬芳弥漫心空，转经筒摇动的尘世，留聚多少不甘和彻悟的安 详!……“钟老师，我还没和你合作够啊!”琼次仁紧紧拉着钟扬的手，吐出心语，“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 我!”——藏族人都懂，这是给予朋友的最高信任。
就在钟扬开启沪藏间每年100多个来回“空中飞人”模式，在高海拔植物探索禁区千辛万苦地采种，带研究生、做科研之际，他还抽出时间、精力，极具前瞻性地翻译了一本别具意味的书：《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该书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M·巴里，讲述的是“一个权威性的、令人不安的有关科学、政治和文化的道德故事”。其初衷是想发掘美国政府在1918年如何应对那场“大挑战”：1918-1919年横扫世界的、由甲型流感病毒变异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全球曾估计因此而死亡的人数约2000万;但最新权威估计数字为5000万-1亿，高于历年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更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巴里在书中言之凿凿，“1918年的如山铁证，证明该病始于美国，并‘随美国军队登陆法国而扩散开来。”彼时，一战未结束，交战双方很快发现其杀伤力远强于战争……1918年10月，美国近20万人死于流感和肺炎;头一年，美国人平均寿命51岁，到次年下降至39岁。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和数据，花7年时间写完《大流感》的巴里，告诫人们：对于大疫，“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从而减少疫情对人类和社会可能造成的巨大创伤。
2004年，《大流感》在美国问世，引起高度关注，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把它列为度假时看的5本书之一。此际，正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交流的人类遗传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金力读完此著，立即建议自己的搭档、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钟扬，译成中文。奔波于沪藏的“空中飞人”于是得睹其英文版，啧啧良久，一口应承。
对于翻译科普著作，钟扬向来热情，也很有底气，他还有“秘密武器”：一个能打硬仗的翻译团队。团队核心成员、钟扬的研究生赵佳媛，骄傲地说：“钟老师英语水平是我们中间最好的。我们一直很佩服他，你说他是学理科的，但其实他文科也非常棒，说任何方面的知识或是写东西都是信手拈来。”
但《大流感》的翻译并不容易，整整花了3年时间。“作为本书的译者，钟扬经历了2003年的SARS疫情。那年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刚过半岁，而那个春节我们正是在武汉爷爷奶奶家过的。当需要返回上海时，由于SARS疫情，带着两个婴儿的旅行变得尤其艰难。这也促使他排除万难，决定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大流感》的翻译。”张晓艳的回忆中，对丈夫在SARS疫情后接的这单“外活儿”印象极深。身为主译，治学严谨的钟扬同样一严到底。为译好此著，赵佳媛曾买来医学参考书，钟扬教她将所得写成“译者注”：因为“你们不了解的，读者说不定也不了解，写下来也能帮助读者阅读。”翻译讲究信、达、雅，钟扬以此为准则，自己常常一改就是二三十稿;有时，大家认为译得差不多了，他还不罢休，连图片说明都不放过：“这个地方，中国的读者能否理解译文?你们要用最少的字去做最准确 表达。”
“死亡也来得很快。著名流行病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温斯洛写道：‘我们已发现，一些病例中，原本很健康的病人在12小时内死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医科学生达库尼亚正在等公车，有个人用听上去很正常的声音向他问讯，但突然就倒地身亡了。在南非的开普敦，就在查尔斯·刘易斯登上公车时，售票员突然瘫倒，死了。接着，在他回家的五公里途中，车上有六人死亡，其中包括司机。刘易斯只好下车，步行回家。”面对令人窒息的现场描述，从危险重重的高原归来，指导完学生作业，在开会间隙、各种交通工具上见缝插针地进行翻译、修改的钟扬，是何感受?……
“持续三年的译书过程当然不那么轻松，仅从内容而言，翻译者就常因太过投入而陷入悲痛。”因为“比起真正的战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似乎更加令人殚精竭虑、死伤惨重。”这是钟扬写的“译后记”。作为21世纪优秀生物学家，他对这场大疫作出深刻剖析，“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病毒和病菌具有极为高超的进化本领，能在人类活动和药物作用的巨大压力下快速生成新的抗药变异株，使我们开发药物的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时刻迎接新的挑战。在進化意义上，人类与病毒、病菌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它们随时会卷土重来。面对这些问题时怎么办?”
2008年12月，钟扬主译的《大流感》首版问世。3个月后，北美暴发甲型H1N1流感。中国科学家立即组成协作组，开展相关研究。钟扬积极参加阵容庞大的流感研究上海协作组，该组合作成果很快发表在2009年《科学通报》;就在同期刊上，钟扬与赵国屏院士共同撰写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文发表：“可以预料，随着研究者们掌握更充分的数据资料和国际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发表，这将有力地支撑此次对新型流感病毒的‘阵地战，也将进一步促进后基因组时代病毒学、分子流行病学和感染免疫学等基础研究的发展，为人类抗击流感病毒(或其他病毒)传染病的‘持久战提供知识、技术和方法储备。……唯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国与流行病预防治疗及其基础相关的众多科学技术和临床领域的研究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同年，钟扬还发表被广为传播的《人类与病毒共舞》一文：“现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之所以被人们提起，是因为书中的一些历史与现实产生了共鸣。早在三年前，作者约翰·M ·巴里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在不远的将来，流感肯定会有一次大流行，唯一不能确定的，最后会广泛传播的到底是哪一种流感病毒。”
身为《大流感》的主译和一线科学家，一直跑在时代前面的钟扬始终提醒人们：假若流感大流行，政府一定要消除民众的恐惧与不安，要积极采取信息公开等应急措施，因为有前车之鉴啊——这些对现实有莫大意义!
除了热衷科普、做翻译，钟扬的主要精力还是投在科研、科教援藏。
“2009年之前，钟扬在西藏大学的各种工作实际上是个体户，没有任何单位派他来。但他每一年都热情饱满，每年大约有150天待在西藏。”对此，单增罗布教授很有数。
确实，入藏的前9年，钟扬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直到2009年9月，教育部公布2008年度长江学者名单，钟扬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藏自治区从此迎来首位此国家级别的高层次人才。
高教援藏之花，如同5年一绽的天山雪莲，尤为动人!就在2009年藏大长江学者聘任仪式上，当着全场师生的面，钟扬说出“大话”：“西藏大学的博士生学位点，如果拿不下来，我绝不离开西藏大学!”此话像雄鹰掠过，在场者高高抬首，无不心潮起伏……
藏族有句谚语：“聪明人用成果说话，傻瓜才用舌头吹牛。”放下豪言的钟教授，会是吹牛的傻瓜吗?且观其言，察其行。
2010年，曾在藏大做了多年“志愿者”的钟扬，光荣成为中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众所周知，援藏干部大多3年一轮换;钟扬却打破惯例，自第六批开始，连续三轮争做援藏干部，每次他都有过硬理由：第一次，他说要盘点青藏高原植物家底;第二次，已是复旦研究生院院长的他，要践行高教资源共享——培养西藏当地人才;第三次，他希望扩大战果，将藏大相关学科带到一个新高度。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再用10年，培养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钟扬的想法像数学单纯，像哲学深刻。10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青藏高原植物资源及特殊生态环境的研究兴趣，始终有增无减。站在世界屋脊，行走于生物信息学、进化生物学等领域前沿，钟扬仿佛看到藏民族尊崇的莲花生大士示现云层，指点迷津：必须为西藏培养出一支自力更生、生生不息的科研“地方队”!
大道不孤。钟教授身体力行的学术援藏路线图，受到年轻的老朋友、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的称道：“他动员西藏那边大学的青年老师，读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培养好几名，培养好以后这些人就是骨干，回去就慢慢成长，成长了以后他们就建硕士点、建博士点。”
雄狮要雪山来保，猛虎要森林来护。
西藏第一个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的人是扎西次仁。
1983年，19岁的扎西次仁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他花了23天从雅鲁藏布江畔走到天边的大上海。19年后，已是藏大讲师的扎西次仁，自挪威卑尔根大学硕士毕业返校，遇到来自上海的正在埋头苦干的钟扬……雅鲁藏布江与黄浦江汇涌于复旦、藏大，合唱动人师生情。2005年，扎西次仁考入复旦生命科学学院，成为钟扬的第一位藏族博士生。当时年41岁的扎西次仁，作为新生代表发言：《一个藏族青年的求学之路》，听者无不动容!不管在复旦还是在藏大，这对师生看上去总那么与众不同，引人注目;除了二人是不常见的汉藏组合，还有着特别的年龄“梗”啊，他们乃不折不扣的同龄人。事实上，除了师生身份，这对汉藏组合还是同事、朋友。2008年4月，钟扬、扎西次仁联合刚从英国皇家邱园回来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蔡杰及另一位英国植物学家，在《自然》杂志发表短文，阐述全球气候变化必须要保护西藏的种子，呼吁全世界科学家关注、收集西藏的种子。就在这一年，扎西次仁毕业了。
“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学生扎西次仁完成博士论文时，导师钟扬为他朗诵的藏语诗。
花朵甚大，紫红色的藏波罗，生长在海拔4000—5000米环境恶劣的高原，其花语是：永不凋零，顽强拼搏。
拉琼是钟扬在藏大带出的第二个藏族植物学博士。
2006年夏，拉琼同样从挪威卑尔根大学读完硕士，回到藏大，与师兄扎西次仁的机遇相似——他碰到钟老师。那时的钟扬正和扎西次仁致力于西藏巨柏的研究。办公室里，高高胖胖的钟教授兴致勃勃，一边和同仁整理采集来的样本，一边讲述野外考察之趣事、收获。“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钟扬不经意间展示的学识、睿智，令年轻的拉琼折服。考到他门下，跟随大神读博!这个念头油然而生，来得如此强烈，以致内向的拉琼无法掩饰……“你刚从国外回来，千万别把英语丢掉了!”钟扬主动鼓励上进的小伙儿，“你的优势很突出，尽快报考复旦的博士研究生吧!”
榜样的力量无穷，特别是受其金玉良言激励!拉琼大受感动，攒足了劲儿。骏马要向天上飞，白云都会让路。2011年，拉琼如愿以偿，考取钟扬的博士生。从此，他紧紧追随钟老师，学习导师治学、为人之道。而今，颇得真传的拉琼已成长为藏大理学院的教授、生态学博导。
“妇女能顶半边天”，钟扬同样重视藏族女博士生的培养。就像寻觅冬虫夏草一样，他处处留意，终于发现一棵好苗子——藏大化学系80后教师德吉。尽管德吉的专业是化学，但同样可从事生物化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啊。2011年，在植物标本实验室，德吉第一次见到钟老师。德吉的科研能力引起“猎头”注意，钟扬直接问她：“你有没有考博的计划?”彼时，拥有硕士文凭、生活刚稳定下来的德吉，愣住了!要知道，在藏族女孩中，她绝对算高学历，孩子才6岁，丈夫长年戍边不在家，她从没想过再花时间、精力去考博啊!……“以手写出的黑黑小字，已被雨水冲消;刻在心头的图画，想擦也不会擦掉。”天神一样的钟老师，在德吉心头描下美丽图画——考博、读博，去继续拓展人生的蓝天!可是，丈夫不太支持，他希望德吉能更多地照顾家庭。
“言非法度不出口，行非公道不萌于心。”钟扬出面了，曲线救国，他和德吉的公公沟通……终于，德吉得到公公的支持。仓央嘉措唱：“中央的须弥山王啊，请你坚定地站立!日月围绕着你转，方向就不会迷失。”德吉迈出重要一步，报考复旦植物学博士研究生，被顺利录取!2017年，德吉成为钟扬带出的第一位藏族女博士，她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钟扬培养的7个少数民族博士中新近毕业的一名。
“藏族学生跟内地学生相比，在知识方面会显得差一点，但聪明程度可能会强一点。在内地读书的汉族学生中，前几名优秀学生可能出国了，前几十名的可能进清华、北大了，最终轮到我手上的都排名好几百了。跟我读研究生的藏族学生，一般都是(排名)前几名的。按照比例计算，他们的聪明程度不亚于那些排名(前)几百位的汉族学生。”
钟扬中肯评价，他打心底喜爱那些雪山脚下的英才。
长期以来，英语是西藏学生考研的障碍。这涉及公道。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钟扬提出：在藏大招收少数民族研究生，得分两类，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成绩分开排序。事实上，对藏族学生，钟教授从来别出心裁：他不考察英语，也不看知識面，只看兴趣——对真正喜欢做植物学研究的有缘者，他才会招。
藏大文学院党组书记、原理学院院长徐宝慧，常听钟氏在耳边“唠叨”：“西藏要发展，必须培养专业人才。”每年，钟扬都会问掌管生源的他：“推荐的研究生中有没有藏族学生?能不能动员优秀藏族学生选择读研?”……
“在西藏培养一个学生很慢，可培养出来的学生吃苦耐劳，愿意去做这种高劳动强度、低回报的种子收集和研究工作。”钟扬胸中有数地说。确实，在他心里，从小惯看冰川藏红花、听喇嘛诵经的学生，慧根深种、天生优势，他们熟悉地形、了解当地生物分布，倘培养得法，所起的作用将是兔子成精——比老虎还厉害!更重要的是，藏族学生无论在哪里学习、深造，大多数终将回到故乡。所以，若在学术、科研方面适当训练，他们必将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中国56个民族，我想为每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身兼复旦、藏大两校博导，成功指导出我国第一位藏族植物学博士和第一位哈萨克族植物学博士的钟扬，向同事透露雄心。
五
打开互联网，视频里，复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在广而告之：“实际上我从复旦大学到西藏大学以后，(我)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招生量在逐年地减少——因为人的精力有限，所以我一般在西藏培养学生。我每次作招生宣传，都欢迎年轻的孩子们读植物学。我都讲，请你们报考复旦大学或者西藏大学植物学!”
是的，复旦、藏大，上海、西藏，已构成钟扬生命中的关键词。全国先进工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西藏大学校长助理，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兼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诸多头衔，哪一个不意味着特别使命和工作?它们挤爆钟扬的日程表。人们不时见到，这个高壮汉子的行程会紧张到7天坐10趟飞机，每年赶乘150多个航班，上飞机就等于上班。
钟扬80多岁、独居武汉的双亲，想见儿子一面，那也很难。有时，盼到他来武汉开会，老母亲高兴坏了，想一箭双雕：“我给孙子准备了东西，你来家里拿!”多么好的理由，可钟扬不买账，“行，×点×分，您把东西放在门口，我拿了就走。”
“想见他一面都这么难哪!”老母亲既难受又心疼，没办法，她打电话向儿媳诉苦，“有时候他在门口一站，连屋子都不进。有时候干脆让学生来。我们就当为国家生了个儿子!”……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也不回，这个“国家的”儿子硬是像某种稀有气体，很难和双亲发生化学反应!老母亲无奈，这位教过化学的老人只好拿出纸笔，一字字，做着不可逆化学反应：“扬子，再不能去拼命了，人的身体是肉长的，是铁打的，也要磨损。我和爸的意见就是，今后西藏那边都不要去了，你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去了……想到你的身体，我就急，不能为你去做点什么，写信也不能多写了，头晕眼糊。太啰嗦了，耐心一点看完。”
对家人心狠如斯，对公事钟扬却从不懈怠。这位“空中飞人”不肯亏待他的弟子们，尤其那些复旦“留守”学生。每次回沪，他都抓紧时间与之见面，有时和他们一起采集标本，有时在办公室“坐诊”，指点迷津，直到月上中天。
在没有电子社交软件的日子，每次携大批西藏标本而归，钟扬在实验室里振臂一呼，学生们就会百鸟朝凤，雀跃而来。大教室里，大家团团围坐，面前放着胶水、针、线，师生热火朝天地一起制作标本。同学们一边听钟老师绘声绘色地讲采种故事，一边愉悦接受大咖传道、解惑。有时，到凌晨一两点，活儿没干完，人却被反锁在实验楼里，如何是好?……为了不吵醒门卫，身高1.8米、体重110公斤的钟扬此刻会施展硬功夫：只见为应对高原高寒缺氧，长期多食饮酒、身材发福的他，先跨过拴系大门的铁链条，再回吸肚子，一点点从勉强过人的窄缝中挤出。全身而退，他还不忘朝弟子得意一笑。
学生们更珍惜导师的归来。为了能在有限时间里获得“空中飞人”指导，见面前，他们往往已酝酿好要请教的问题。待碰面，那就是一场“头脑风暴”;天行者般的钟老师，总能从怪兽出没的荆棘丛生中，为迷途者、不知所措者，指出正确的方向、方法。
欲醒人者必先自醒。身为两校博导，钟扬时刻得处于待机状态，以保证特有的敏锐、战斗力。不用说，这得良好的体力和作息规律来打底。“我的睡眠很好!”他爱自夸。即便坐出租车，只需5分钟，钟扬即合眼眯一觉。甚至有次，因不满某研究生做的论文，他气鼓鼓地将对方一通狠批，学生垂首听训;5分钟后，没声了，弟子偷偷抬头，竟发现他的钟老师站着睡着了!
2015年5月2日，钟扬51岁生日。
上海。
这是个雨打石榴花的周末，钟扬并不打算乱雨敲窗地庆祝生日。从早上7点始，他就马不停蹄地忙碌。上午，赶到复旦1号楼去面试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高中生。众所周知，复旦理科门槛极高，本年度只接受两名学生应试。第一位确实出色，在高中阶段就已发表两篇SCI论文，而且都是通讯作者;如此佳绩，搁研究生中也少见啊，钟扬频频点头。“你怎么看你的父母?”他发问。考生侃侃答：“我的父母很有钱，但我不愿意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知识面、志趣，跟我今后要当的科学家大相径庭。”钟扬微笑听着，眼里闪过一丝异样。先贤云“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钟扬是从35岁以后，才体会到父母是自己最好的老师。人材之成，自儿童起啊!聪明的考生捕捉到考官些微不快，立刻惴惴起来……钟扬安慰他：“你不要紧张，我们就是聊聊天而已，今天是我的生日，现在是早上8点45分，我就是在这个时间出生的，所以我有点走神了，想起了我的父母。”年轻人马上恢复自信。最后钟扬给他打了高分。临走，那大男孩没忘说：“老师生日快乐!”
中午，钟扬去沪上共康中学看正读初中的小儿子。下午回到家，拿出草拟中的复旦与藏大合作协议，逐字逐句校对。小长假结束，他就得提交此协议修改稿。
整整一天，这位寿星没和任何人谈及什么生日庆祝。在“五一”小长假的周末，在众多朋友的寻常相邀中，他答应参加一个小活动，类似家宴。晚上，与友人轻松小酌，每天仅睡3小时、年过半百的钟扬，只想快快结束，回家倒头睡大觉。但这个小希望落空了——长期奔波于沪藏两地，高强度工作的钟扬，就在这天，突发脑溢血……
他被紧急送进医院。
整整昏迷两天。经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在生死线走过一遭，自鬼门关回来的钟扬，关心的第一件事，是询问前来探望的复旦同事：“我要上的课，安排妥当否?”第二件事，嘱咐家人记录自己对援藏工作的思考——因为他担心再没机会入藏了。第三件事，待病情稍缓，他拨打偷偷带进来的电话，“小赵，麻烦你来医院一趟，拿着笔记本电脑。”
学生兼助理赵佳媛来了。
浑身插满仪器、管子的钟扬，像面千疮百孔的战旗，顽强飘扬着;他口述一封思谋良久、写给党组织的信，满含热泪的赵佳媛一字字敲进电脑。
医生警告病床上的钟扬：不能再进藏了。几乎所有人认为，这个经历过生死劫的中年男人会谨遵医嘱，重视身体的严重警告，放慢脚步;可恰恰相反，他“变本加厉”了，竟然再次递交援藏申请书……
脑溢血后仅仅9个月，2016年初，他又开始做起“空中飞人”，飞到藏大校园。就在这一年，他共飞行167次，几乎平均两天就飞一次。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人生就是一个选择题，你最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真的不仅仅在于我们的能力，而是取决于选择。钟扬的选择跟很多人不一样。”张晓艳剖析着丈夫的心路。她很担心他的身体，可她无法阻止钟扬对雪域的一往情深，“他在努力学藏语，听藏语听力教材。他说，虽然没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能够使用藏语，是对藏族同胞表示尊重的最好方式。”确实，为了学好此少数民族语言，歌喉不佳的钟扬还学唱藏语歌;有时他一边做事、一边“噪音”般哼唱，遭人白眼，“我也是没办法嘛!”他卖起萌。就这样，他已能听懂1/4的藏语。
“去西藏，与其说是支援，不如说是学习。这是因为，对研究生物学的人来说，西藏就是世界的第三极，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我去西藏，是因为对西藏的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感兴趣。和当地同行共事之后，我想，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们研究当地的生物多樣性有天然的优势，我有责任和他们一起把西藏的生物学科建设好。”这样的初衷，纯粹得像藏民族心中的冈仁波齐神山。在钟扬的人生大书里，向上、向善之念如一条科学定律，从来颠扑不破。就这样，从2001年起，钟扬坚持10年自主进藏、援藏，此后更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
雪域苦寒。早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的“钟大胆”，平日喜穿藏袍，系一条能为双膝挡寒的藏式围裙，戴一顶藏式帽子。某次，钟扬从西藏回到上海复旦，得意洋洋地展示：“看，哪怕在高原，不管多冷，有这么一件藏袍，温暖过冬啊!”为了证明所言不虚，他还特地脱下袍子，让在场者每人都试一试：很舒服吧，是不是?……那满面阳光的神情，配上晒黑的脸庞，活脱脱一副藏族人 模样。
从上海回到拉萨，钟扬就像鱼儿游入大海。
到宿舍的第一件事，他往往进厨房，系上围裙，叮里当啷，做一桌子菜：鸡蛋炒青椒、熏肉炒蕨菜、水煮牦牛肉、煎糍粑、麻婆豆腐等等。然后叫来一大帮学生，大家团团围坐，兴高采烈，边吃边聊，最近的学习如何，遇到什么问题，又有哪首藏语歌飙红了……几乎无所不包。提到吃，女博士德吉眼前总晃动着恩师钟扬做的肥而不腻回锅肉，“以前，我不会做回锅肉，是钟老师教会我怎么做的。他说，做饭其实跟做实验一样，加多少盐巴、加多少调料，直接决定饭菜好不好吃。”
除了美食，能吃、擅烹饪的钟扬做得更多的是一道道高教大菜。在西藏，他分别为本学科及全校本科生作讲座;组织、成立藏大高山植物爱好者协会，亲自参与协会的野外活动;为全校教师举行如何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如何培养硕士生的专题讲座;凭一己之力，在藏大召开有关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地邀请国际学术权威开展交流活动……他几乎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和力量，不仅仅是扶持藏大生态学科的建设，更是帮助学校向更高平台整体提升。同时，他也是逐步实践“要将西藏人才梯队带起来”的誓言。
在钟扬的带领下，长年寂寞的藏大仿佛握有金刚降魔杵，连连实现“零”的突破：
2011年，藏大获批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学校创建的“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科研创新团队，于2012年成为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3年，藏大生态学博士点获批!它填补西藏高等教育史上无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2017年9月21日，藏大生态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这是整个西藏唯一入选的一流学科。消息传来，人在复旦的钟扬激动了，他手握电话，嘴里连道：“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如今，由“钟大胆”亲手开创并推动发展的雪域高原科研“地方队”，研究力量已不容小觑：不仅可参与国际竞争，而且在进化生物学的某些研究方面，已形成中国和日本、欧美鼎立之格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钟扬的博士生拉琼，早已成长为藏大最年轻的藏族植物学教授，担负着博士点建设工作。2017年，藏大录取了一名生态学博士研究生，这是2013年学校获批该博士点后招收的第一位藏族博士生。高教援藏，已如旭日初升，当曙光到来，天地间煦暖如斯，美轮美奂……钟扬兴奋得像个孩子，衷心对弟子道：“谢谢你，拉琼!”……拉琼的师妹，钟扬培养的又一位藏族女博士德吉，自2017年顺利毕业后则选择留在藏大;目前，已是副教授的她，获得西藏自治区重大科研项目基金，与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同时展开合作，开展药用植物的研究。
“生物学研究是一场持久战。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的学生们还在，他们还会继续走在我为他们开辟的道路上，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
这是钟扬的信念，也是他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六
“我希望我的弟子们——未来年轻的科学家，不管做植物学还是生态学，都能养成一种更宽广的眼界;并且认识到，研究自然科学(不论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还是气象学等等)，追根溯源，其最深的功底最终是落在数学、物理学上。”
这是钟扬关于专业内学生培养的重要观点。
身在高教战线的云端，心在苍茫大地的钟扬，双脚未离开持有未来钥匙的孩子们。
“青少年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钟扬如是说。即使上飞机等于上班，忙得脚不沾地，他每月仍挤出两天时间去中小学开科普课。
在黄浦江畔，号称“最牛公办学校”的上海市实验学校，有一名小“钟粉”：朱薪宇。小薪宇说：“当时去听教授讲座，一下子就被钟教授生动的演讲吸引住了，从此我就成了教授年龄最小的学生，并开始跟随他学习科学……”被钟扬吸引的不止一颗好奇心、求知心。必须让孩子们“动脑”又“动手”，摆脱“书呆子”桎梏!很快，该校“钟粉”们一起开设了“学与做科学社”。钟扬不仅抽暇给他们写科学舞台剧的脚本，甚至助力这个中学生社团排练。2017年，他指导的此社团社长朱薪宇撰写的论文在第32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2019年的赛事，该校再次斩获良多，同属生物学领域的两个一等奖项目还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其中排头项目的第一作者，就是钟扬指导近3年的朱薪宇。
事实上，不论是否有幸面聆钟扬教诲，无处不在的“钟粉”蒲公英样四处落地，生根。比如初中生韩一辰，某日，他在互联网上点开钟扬的讲座《如何设计生物学“小”实验》……深入浅出的讲解如醍醐灌顶，极大调动起他的兴趣。从此，这个好思的男孩积极参与学校科创课题研究;上高中后，仍兴趣不减，研究的课题曾获上海市科创大赛一等奖。2015年，韩一辰以优异成绩考上香港科技大学，回想中学时代，他感恩道：“走上科学研究这条路，钟扬教授的那场讲座对我起着较直接的作用。我还记得他说‘科学不分大小，我们中学生要用比较少的时间，做一些‘看似很小的实验，但是背后有很大的科学 道理。”
很大的科学道理，囊括着繁星般的能指、所指。
在无边的闪耀中，在广袤的所指领域，钟扬坚信科学能培养人们的探索精神，尤其重视引領人们探索的批判性 思维。
“2016复旦哲学大会”前沿思想讲坛开讲了，钟扬作过一场备受瞩目的讲座，题目很别致：《基因进化中的哲学思考》。他提到师传：“我的博士导师在年轻的时候，拜到日本神一样存在的木村资生门下。创立分子进化中性学说的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曾3次被诺贝尔奖提名，本来他自己学的达尔文是对的，但他最后证明达尔文是错的;他的学生，也就是我的老师，和我本人，都是向木村资生学的，当然也认为达尔文是错的;可等到我们师徒二人学术思想成熟以后，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我们共同的老师木村资生是错的。所以，要想做好学问，或说将学问做到这分儿上，‘欺师灭祖是必须的，不要一上来，就给自己压下天花板——张口闭口说老师的观点……”
这种面向高校或说高端的学术讲座，所体现出的杰出科学家在哲学层面上的批判性思维，钟扬同样想大道直传，将正知正见输送给孩子们。
“钟老师对‘批判性思维念念不忘。他觉得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乃至思维教育非常重要，他还想着要把大学专业教材改成适合小朋友的音频故事，想着要为孩子们写一本科学故事书，想着去中学给科学社的孩子们上课，还想着开设更系统化的科学营……”赵佳媛如数家珍，说着导师的构想。
2017年5月，应青春时代中科大少年班班主任朱源及同学郝权的邀请，钟扬到深圳为当地中学生作题为《生物学实验与批判性思维》的科普讲座。6月，在重庆市复旦中学，他再作题为《批判性思维·理念与实践》的讲座。彼时，母校湖北黄冈中学将举办首届校友峰会，一派忙碌的筹委会发来与会邀请，钟扬答应11月回母校，为学弟学妹们讲一堂关于种子的科普讲座。他会为“教育界的神话”——百年黄高，带去怎样的批判性思维启示呢?
“整个人的身体的基因是分成两大块，一块叫做线粒体，一块叫做细胞核。线粒体基因100%由妈妈给，也就是说妈妈贡献，让我们的生命有能量，让我们长成这个样子，在线粒体上100%由妈妈决定。另外那一部分核基因由你们爸爸跟妈妈分，再看两个怎么混合。所以经常说女儿长得像妈妈，或者像爸爸，很大部分有人为的成分。如果你们家孩子长得越来越漂亮，就是妈妈生女儿，女儿再生女儿，这个线粒体上，让它自己慢慢纯化。我自己特别倒霉，我们家已经3代没有生过女儿了，每一个进我们家的女人，女性的基因都丟失了。后面只有生了女儿，基因才能拣回来，而且只能拣上一代，以前都丢失了。(所以)大家回去了要对女儿多尊重一些。”
原来，女儿身的遗传基因，如此不易，且泾渭分明啊!新鲜、生动，将科学与人文深度结合的大道理，就这样被钟扬四处宣讲。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家睿，听过钟扬的讲座后，由衷赞曰：“这才是真正的科普大家，能够让外行快捷、轻松地了解复杂的科学知识，甚至能够激发普通人对科学的兴趣——如同听众所感叹的‘让你想忘记都难;更难得的是，他的科普讲座，即便内行听起来，也是兴味盎然，听即有获。”
多年来，除了在高校、中小学校等最佳场所开课、讲座，钟扬还有一个好去处：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人类生命和个体生命的孕育那么奇妙，但为什么我们的故事都讲不好，孩子不愿意听，公众不愿意听?”从小顶着“故事大王”桂冠的钟扬，发出菩提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改造专业科普场馆——自然博物馆的解说词，让它慢慢“进化”，回归、重现生命本身的斑斓与精彩，让听众特别是孩子们爱听、乐思。
蜂舞芳径出，莲开碧池来。上海自然博物馆在建馆之初，有项挠头的活儿——全馆科普图文写作，这任务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且时间紧、周期长、回报少，连遭数家高校婉拒，交给谁合适呢? ……搓手顿脚中，他们试着联系名满学界的钟扬。钟大教授爽快接下“烫手山芋”，于是近500块中英文展板文字，流水线般，经他字斟句酌地修改，敲定。
自然界中，任何一对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关系都堪比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试想，追赶你的是一位“百米飞人”，除了拼尽全力奔跑之外，你还有其他逃脱招数吗……还是去看看非洲大草原上迅猛的猎豹和敏捷的羚羊吧。
这就是钟氏解说词。它将生命的活力、存续本质，展现无遗;同时，也令科普远离呆板，趣味横生。
有人说，花大量时间、精力在青藏高原采种子，是钟扬实践科学报国的主业;那么，利用茶余饭后、节假日，进行以一当十、高质量的科普教育，应该算他乐此不疲的副业。
2002年，妻子诞下双胞胎儿子，钟扬正研究红树植物，遂以植物命名新 生命。
“我认为只要有可能应当都用植物给孩子命名。花花草草那么多，植物志那么厚，要想重名都难……如果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带来多大的影响啊!”“科普达人”四处推介他的“植物起名法”。复旦学子贴出告示庆贺：“钟扬教授和张晓艳博士的遗传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结果为两新种：钟云杉、钟 云实。”
云杉、云实，一个属裸子植物，一个系被子植物;在科学的阳光雨露下，他们竞相生长。
在钟扬眼里，每个孩子、学生，都是一粒宝贵的种子，用心浇灌、施肥，总会开出希望之花。和大、中、小学生相处怡然自得的能人，对自家的良种，是如何灌溉、培育呢?
钟家双胞胎的老大钟云杉，有句话颇经典：“爸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真的是太低了!”何出此言呢?因为钟扬实在太忙了，他永远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孩子，为此张晓艳和丈夫约定：孩子15岁之前主要由她照顾，15岁之后交给钟扬。到上学年龄了，兄弟俩小学一年级就在武汉读，由黄高名师出身的爷爷、奶奶接送;二年级时，转到上海父母身边。初从热干面飘香、高门大嗓的江城，一头扎进吴侬软语、喜食甜食的沪上，哥俩儿刚开始都有些发蒙，不在状态，一时成绩欠佳，甚至拿过倒数几名……从小品学兼优、“神童”出身的钟扬，提及萌娃窘态，感觉很好笑。
“你怎么能笑着谈这样的事情，一般人都崩溃了!”同事杨亚军颇诧异，此兄说起儿子的学习、考试成绩，怎能那么一股满不在乎的模样呢?
钟扬对儿子们的学习真的不在乎吗?非也。他很在乎!只不过，他所在乎的，和众多父母所在乎的，重点不一样——他对孩子的心灵培育、内在节奏生长包括实践能力提升等深层品质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表层考试成绩的关心。比如，他认为：教育不应该那么急功近利，好的教育不是塑造孩子，而是应该给他们以支撑，帮助他们实现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我发现有些家长的教育方式应该调整，他们特别喜欢帮孩子们制订时间规划。……我觉得孩子这种时时刻刻都在家长掌控之中的成长，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家长的基本理由是孩子太小，自己不会科学地规划时间。其实，绝大多数生物个体都可以通过对环境的适应来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节奏和节律。对于什么时间应该学习什么科目，什么时间身体需要休息，孩子们自己应该逐渐体会到自然的适应过程，而家长们过度的‘好心干预，有时会干扰了其学习节奏和生活节律。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我认为，孩子们保持自己适合的节奏和节律非常重要，但目前很多父母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在“科学队长”微信公众号中，钟扬这样呼吁。不知那些为“不输在起跑线上”，拼命送孩子们上各种早教班、培优班，拼命挤压、剥夺孩子们美好童年时光的家长，会作何想?
知行合一，从我做起。穿藏袍、吃藏食、学藏语，连长相也越来越接近藏族同胞的钟扬，怎会独自消受一个“藏”字?尊重“遗传学”，创设相关生境——他将小儿子钟云实即小毛，从初中起就送进上海共康中学，小毛是这所学校西藏班唯一的汉族学生。
一次，钟扬去看小毛，买了两只菠萝，父子俩去学校小卖部，请老板舀勺盐来泡洗菠萝。老板怜惜曰：“这孩子很乖，很懂事，就是太瘦小。”钟扬闻言心里微酸……小毛比孪生哥哥大毛矮10公分。回想自己的青春期，15岁离家去上中科大少年班，小毛不到12岁就离开父母过集体生活，作为全校唯一的汉族学生，他从内至外经受的文化冲击、洗礼，可想而知……但小毛仍在这里健康生活，快乐学习。要帮助孩子实现他想成为的样子!回到宿舍，用盐水泡好菠萝，看着小毛香甜吃下，钟扬叮嘱他另一只菠萝也如法炮制，等全宿舍的同学到齐了再一起共享。小毛点点头，瘦小的他早有乃父之风，那次爸爸从拉萨扛回的礼物——好吃而不贵的尼泊尔方便面，就被他慷慨送给全班同学分享。
2017年6月，钟扬把小毛带到西藏，去适应当地的海拔、气候，他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到西藏工作。
2017年9月9日，一对双胞胎儿子满15周岁。小毛住校，家人便一起吃牛排，给大毛过生日。吃饭时，大毛公开一个秘密：在妈妈的建议下，他写了一份加入英才计划的申请书——这是一个针对全国青少年科研人才培养的预备计划。好消息啊!钟扬很开心，不禁多饮几口酒，他盘算着如何助益羽毛未丰的大毛，要帮助孩子们实现他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啊……英才计划申请材料需父亲签字，9月23日，大毛去办公室找爸爸签字，钟扬瞅瞅材料，字迹较潦草：“大毛，你的字可不能这么写!”15岁的孩子一阵赧颜，赶紧点头。懂事的他明白，慈父教诲难得，人生无常啊!他永远不会忘记两年前的那次父亲病重，他急惶惶赶到医院，只见平日因忙碌而“存在感较低”的爸爸，像倒下的汽车人擎天柱，软在病床上，大人们则站在走廊外议论病情……事实上，在大毛心中，天神一样终日工作、被无数人敬仰的爸爸，存在感何曾低过呢?柔肠深藏的父亲，在他眼里分明分量太重、形象太高大啊!13岁的他那时默默守着爸爸，寸步不离。
曾经，身为复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的钟扬在一次专访中，回答：我为什么跟其他植物学家不一样呢?这也许是因为我从生物信息学做到进化分析，有一些统计学和信息学方面的知识背景，而别人就缺这么一课——我却在大学期间认真地学了;并且，毕业后我还在武汉植物园老老实实地待了15年。现在的高校孩子，一听15年就摇头。其实，很多研究生听几年音乐，复习几年外语，再学几年计算机，搞几年金融，合起来也有15年;但他们到最后，也许一事无成……假如他专注于一件事，15年，也许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了!
钟扬以自身为例的言传身教，可谓一针见血。“每每有学生来找我谈转系之类的事，总有家长陪同，或家长来一封长信，弄不清到底哪些是学生的想法，哪些又是家长的意志……”面对人心浮躁，染苍染黄的现实，他感叹着，忧心着。
从小学、中学到高校，关于教育的缘木求鱼甚至适得其反的种种现状、怪象，无不令这位一线教师心有千千结。
“全世界的教育都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在今天的课堂上传授昨天的知识，这能否应对明天的挑战?可以说，谁先认识到未来的教育，谁就可能抢占先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教育发展还有很大空间。”站在高教讲坛、遍阅风景的钟扬，综合过去、现在、未来“三维”教育的立体思考，如同春风化雨、带绿江南，总那么令人心动神往!
他的教育實践更令人向往。
某次，钟扬和好友杨亚军教授共进午餐，正连连举箸，一位大科学家的女儿寻来了，面陈心愿：想做钟扬的学生。
“你跟着你爸做实验已经很好啦!”钟扬脱口道。
“我跟我妈商量过了，我爸那点水平，根本就不行!”女孩直言不讳。
这叫什么话?!吃饭的二人被“雷”倒，面面相觑。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么机密的事情!”钟氏幽默感冒出来了，对面的杨亚军含着菜，憋住笑;转过身，钟扬对那可爱女孩道：“既然你这么真诚，那我就同意了。”
……
对于可塑性、事业心双强的真诚学生，钟扬最欣赏。但不管可塑性强或不强，他从不拒绝那些孜孜以求的程门立雪者。曾有学生近水楼台，径直请教：“如何做科研?”
钟扬张口即答：“第一，要有狗一样的嗅觉，必须知道哪些是科学前沿的问题，哪些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第二，要有兔子一样的敏捷，想到好问题了马上动手去做，因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可能全球有上百个实验室都在研究，慢了，再好的想法也会被淘汰;第三，要像牛一样勤奋;第四点最重要，要有猪一样的心态，因为科研道路上失败会如影相随，若不能像猪一样超脱、轻装前进，科学家多半会郁闷死!”
永远在路上的钟扬(供图：张晓艳)
2016年9月17日，钟扬在复旦开讲《基因进化中的哲学思考》;两个月后，他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导师培训会上，作报告《如何应对当前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挑战?》——听众是100多名近3年来首次招收博士、硕士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次年9月1日，刚开学，钟扬为安徽师范大学教师作专题讲座《教师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4天后，他为西藏大学全校2017级研究生作报告《做一个合格的研究生》，这是他最后一次服务藏大。
七
“bst3322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9月25日上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2017年9月25日，复旦官网突呈黑白，50个字犹如50发子弹，颗颗击中人心……当日凌晨5点，在去鄂尔多斯市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途中，钟扬遭逢大劫，将生命永远地定格在53岁。
仿佛一场雪崩，地陷一角。援藏植物学家钟扬遇难，迅速引发全国关注，相关消息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
由复旦和上海教委合拍于4年前的微电影——记录钟扬与学生在西藏采集种子的纪录片《播种未来》，两天内全网点击量飙升至1200万……意外发生当日，钟扬的母校湖北黄冈中学“黄高2班”的微信群里突传悲讯：校友钟扬离世!这太令人震惊、惋惜了，钟扬的授课恩师、年近七旬的原黄高物理特级教师余楚东，在家里失声痛哭……
100多里外的武汉，钟父钟母还蒙在鼓里。当噩耗来袭时，钟扬的妻子张晓艳正准备出门去同济大学上班，接到令人窒息的电话，这位理科教授嘴里喃喃：“他出这样的事情，概率还是很高的……”肝肠寸断下，她马上想到双方有四位高龄老人，特别是钟扬的父母，都80多岁了，体弱多病，老迈怎堪风摧急?张晓艳通过武汉亲戚，一个电话打到电信局，首先切断武汉家里的网络、电话!
但切不断各方关切之情。盛夏的火炉之城，钟美鸣先是收到一条短信，以前的黄高老同事发来的，“请二老节哀。”此乃何意?钟美鸣回拨电话——那边反应很快，瞬间明白：钟家白发高堂尚不知情啊，正被家人小心保护着!老同事立刻谎称发错信息。紧接着，武汉家里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亲人连心，两位老人有几分明白，但他们不敢、也不愿相信，便战战兢兢打电话给儿媳，希望她说出那个猜测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张晓艳实在瞒不住了，哽咽着说出实情，电话那头撕心裂肺，嚎啕大哭!
钟扬的双胞胎儿子刚过15岁。老大钟云杉在机场突然瞥到网络上的悲讯，当日下午，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句话：“父亲，你敢走啊，我还没长大呢!”
9月29日，银川殡仪馆。700多个花圈，淹没了凤凰城广场和纪念大厅。200多位学生、同事、朋友从全国各地赶来，送别钟扬。
张晓艳将小儿子钟云实带到银川。次日，她才告诉孩子噩耗，小毛瞪着眼说：“谁说我爸走了?!”他不肯承认……
送别的话语句句戳心。
“钟老师，您不听话啊!我们天天嘱咐您别再跑了，您不听啊……”
“钟老师，您说等您回来，给(复旦)院系党支部上党课，学习黄大年同志的先进事迹。”
“钟老师，一路走好，我是西藏大学的学生，您撒在高原上的种子，我们负责让它发芽。”
“老爸，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
……
钟扬的第一位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紧握着从武汉赶来、年逾八旬的钟父的手，说不出话来。“扎西次仁啊，钟扬以后再也不能帮你们做事情了。”神情凄怆的钟美鸣嘴唇颤抖着，对藏族同胞吐出这么一句。
沉沉的车祸赔偿金送来，钟美鸣坚拒，双泪长流：“这些钱是我儿子用生命换来的，我不能收。”最终，一家人决定，把钟扬138万元的车祸赔偿金和利息全部捐出来，发起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
为什么钟扬要这么拼命?
钟美鸣搬出一本厚书，是《钟氏家谱》，里面有训：“若诸家齐，国则盛矣。而国家民族之兴旺与否，又决定家族、氏族之命运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儒家经典思想，与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辩证唯物主义渠道里，合流于一册民间家谱——钟扬，这位从普通鄂东教师家庭走出的人杰、学术精英，为科学科教呕心沥血，为民族复兴奔波劳碌，终魂归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星空，成为万众瞩目、仰之弥高的熠熠明星。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钟扬同志是新时代的重大先进典型，不仅是复旦的骄傲，也是上海的骄傲。”
复旦党委书记焦扬称誉：“钟扬同志是深深扎根祖国大地的人民科学家，是教书育人好老师的楷模，是无私奉献的党员领导干部，是新时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优秀代表。”
中科院院士、中科大校長包信和为之点赞：“他是挺立青藏高原的民族脊梁，是一座精神上的珠峰!”
“钟扬，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就知道你是为科学而生、为事业而生、为理想而生，你的人生属于科学、属于国家、属于人类。我理解你的选择，默默数着你每年在空中飞行的100多个来回，祈祷着你的平安，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是张晓艳对丈夫的无尽诉说。午夜，她漫漫回忆，“我们之间的缘分从一起研究荷花开始，荷花也是他转型研究生物和植物的一个机遇，荷花凝聚着我们的爱情和事业。我们一起走过了33年……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后悔当初引导他走向植物学领域，他的努力和成就也让我欣慰。我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除了科研和教学，孩子今后的成长、赡养老人，都需要一点一滴去做，无论多么艰辛，多么伤痛，就当作钟扬留下的托付吧!”
红尘中的钟扬到底是幸运的，他邂逅并稳稳接住了那荷香四溢的爱情、婚姻，正如大诗人李商隐所吟：“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复旦青年教师赵玮杰，在教师群里发出慨叹：“钟老师的事业，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论文不仅写在大地上，也写给了未来!情怀与精神太感人!”引发无数共鸣。
“此君本是天上人，闲时人间走一回。”17年前将钟扬引入复旦的陈家宽教授，写出如此神句。缅怀钟扬，人们不禁默念，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2017年底，复旦体量最大的选修课——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现代生物科学导论，举行期末考试。其中有一题：“请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和你本人对钟扬教授先进事迹的学习，谈谈钟扬教授在青藏高原执着于此项事业的生物学意义。”考毕，阅卷老师发现，每位学生的答案都写得满满的，他们尽情抒发着对钟老师的感恩和怀念，至真至纯、如涛似海，阅者无不涕下。
放眼数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圣洁的高山雪莲朵朵带泪……藏大全体师生在官网发布痛悼钟扬之文：“他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怀着对藏族学子成长成才的满腔赤诚，带领学生一次又一次深入西藏腹地，收集希望的种子，撒播科学的智慧，带出了藏族的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培养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造就了西藏高端生物学科研团队，成功地把西藏大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推向世界。钟扬教授的逝世，是西藏大学的重大损失。”在他的弟子、今日藏大博导拉琼的眼里，恩师形象就是那珠穆朗玛：“十几年来他总是没日没夜地从复旦穿梭于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这些国家需要却又是偏远、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整天忙碌于这些地区的民族教育、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最后也倒在了少数民族地区，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路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钟扬带出的两位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拉琼目下所坚持的，正是老师生前最看重的两块儿：拉琼负责藏大的学科建设，任职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的扎西次仁则负责种子采集和种子库建设。如今，已到退休年龄的扎西次仁，仍无退休打算，他想沿着导师的未竟之路继续前行。他们的小师妹，钟扬带过的研究生、藏族姑娘边珍的理想是：“本来，我打算硕士毕业后，跟着钟老师一起读博，将来一起在西藏大学开展研究工作。现在钟老师走了，我会继续跟进他留下的事业，博士毕业后为西藏家乡作贡献。”
钟扬不朽。
2017年10月，教育部追授他“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两个月后，中共上海市委再授“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8年春，中宣部授予钟扬“时代楷模”称号;同年6月，中共中央授予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9年9月，钟扬获评全国“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7月，他光荣入选建党100周年100位重要英雄模范名单。
2018年3月29日晚，中央电视台《时代楷模发布厅》节目首播，在发布钟扬先进事迹的尾声，从教一生、桃李天下的黄高退休物理教师余楚东，哽咽着出现在屏幕，“我没想到他……，钟扬是我最好的弟子!”瞬间，笔者泪目。
人生壮志少年始。彼时，我的心中宛如一万匹马在奔腾，震耳欲聋的蹄声霎时冲撞一切，奔回青春烂漫的求学时代，再现红旗漫卷的奋斗初衷!钟扬的少年恩师余楚东，也是我的恩师啊，他是我在黄高就读时的高一班主任。钟扬学长，比我整整高13届……电视屏幕里的老师如此伤怀，我为钟扬学长扼腕而恸的同时，也为生命中的追梦起点——黄高，为黄高人矢志不渝追求卓越大美、追求至真至善，而热泪盈眶!
黄冈中学，最辉煌时曾频频包揽湖北省高考红榜的前几名，每年从这里走进清华、北大的黄冈孩子，足足三位 数……它的确是“国手的基地，英才的摇篮”，不愧为“普通中学的一面旗帜”!而钟扬学长，就是那国手中的国手、旗帜中的旗帜，他是所有黄高人的楷模，是我们的骄傲!
难忘杰出校友!与其交厚的黄高副校长陈忠新，心里深藏着一个秋结：“2017年11月，黄高举办首届校友峰会，前期筹备时，钟扬答应届时将回母校，为学弟学妹们讲一堂关于种子及种子精神的课;谁知初秋，那光华生命爆燃至终点——他径自远行了，钟扬啊，你怎能失约于母校?”
……
男儿有梦揣行囊。曾经，钟扬吐衷肠：“我过去是文学青年，现在还在学写小说;我想写著名的民歌诗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我已收集了很多相关资料;另外，我还有个梦想，想办一所私立大学……”對这些五彩缤纷、暗自芬芳的钟氏良梦，终日穿行于沪藏、奔波在采种与科教路上的科学家，最后只能削枝强干，求本舍末——他只在午夜闲暇时掏出来，让它们晒晒星光，然后默默遐想。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饶是这样，饶是世上最虔诚、努力的追梦人，上天却没额外给钟扬更多的时间，而是眼睁睁看着这位天行者，在春秋鼎盛时以先锋者的姿势，将自己献祭给西藏、科学和人类。
“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
这就是钟扬的价值观、生命哲学。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它打动了那么多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2019年2月18日晚，一场隆重庄严的颁奖典礼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钟扬作为“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学家”，当选“2018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遍布世界各地、天涯海角的黄高校友们，无不为之激动、感奋……谈起这位优秀学长，他们仿佛听到校园铃响，集结列队于黄高大操场，齐齐致敬：
1979届校友，钟扬的同班同桌、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黄梵，握起诗人兼小说家的笔：“钟扬本质上是普通人——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喜欢把路上的所见所闻编成搞笑的段子讲给别人听，喜欢品尝各类新奇美食，喜欢研究各国酒文化;他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有自己的‘私心……但钟扬最为可贵的一点是，他想得会多一点——他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还有社会、国家，甚至是全人类。”
1980届校友，和钟扬时常相聚于黄冈中学上海校友会的著名整形专家陶宏炜，暖暖忆评：“钟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对工作充满激情、对朋友充满宽厚、对学生充满包容的人。有的人追求生命的长度，而钟扬活的是生命的高度。校友评价他平和而友善，有一颗谦卑的心，做着高尚的事。”
1985届校友，在鄂西南从事三峡水电开发的央企骨干、作家郭寒，吐洗心之词：“以我的观察和体验，撇开那些十天半月涉藏的‘游人，撇开那些作为工作安排的‘组织上的人，撇开那些少量青春‘放逐人、异域风情和文化宗教‘猎奇人，作为一个在内地出生、成长、工作、家居的汉人，能够、愿意、快乐地在雪域高原褶皱缝隙里，长周期默默工作——他要么是觉悟到自己生命的责任必须有大担当，要么是真的脱离了世俗名利等低级趣味;钟扬学长，这位自少年一路接受中国顶级中学、顶级大学教育而成长的顶级学者，一个在中国最繁华都市有家有业的成功人士，活到这份儿，我以为上述两种理由兼有。”
1992届校友，中组部第七批优秀援藏干部，我的黄高同班同学卢川，现身说法：“身为援藏干部，我对雪域严寒、缺氧、干燥、孤独寂寞以及种种高原反应，感受尤深!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用生命去捍卫，用健康去置换。钟扬学长本可以在江南大城市舒舒服服地当一名人人敬重的教授，搞科研、发文章、带学生、获荣誉;但他没有，他站在人类和大自然的高度，选择去艰苦的青藏高原苦干着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种精神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986届校友，美国泓澧积极心理学学院创始人，曾与钟扬并肩创办黄冈中学上海校友会的陈红利，撰长文道：“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为意义而活，意义有大有小，意义有格局不同，而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意义与惠及普天苍生结合，与家国情怀结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还要怎样比这更伟大?特别是在当今小富即安的年代，总结和弘扬钟扬精神太有现实意义了。”
“你的名字叫钟扬，绽放着种子的光芒。铿锵登雪域，微笑进藏乡。雪莲一样圣洁，香柏一样坚强。”这是钟扬的黄高同学、黄冈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秦惠玲写下的歌词。年逾七旬的原黄高历史特级教师戴军，亦提笔赋诗《颂钟扬》：“荊楚雄鹰沪藏行，高原觅种历艰辛。科研屡获中枢赞，大爱常施藏域钦。心刻黄冈成长迹，情连母校教培恩。楷模一代神州敬，感动中国靓伟魂。”
……
在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时，我天天用着华为手机。手机上有个软件叫“形色”，遇到陌生植物，拍下来，用“形色”识别，就知道它叫什么，属什么纲、什么目、什么科……远去的、高原上的植物学家钟扬学长啊，我该用哪一款现代软件，在大千世界里准确识别您，并找到一条进入您那瑰丽宏阔王国的路，去领略人生至高、至强、至美呢?
走过千山万水，归来仍是纯真少年。忽然间，我想到了识别钟扬学长的软件，它的名字应该叫——黄高。
“短短的今生，就这样过了。且看来世少年时，还能否相逢如斯!”
这是钟扬热爱的六世达赖喇嘛 的诗。
不管来世是否相逢，钟扬的精神已经穿越时空，泽被时人、后世。
钟扬逝世于2017年，2023年夏,作者郭海燕(中)去探望钟扬父母钟美鸣(右)、王彩燕(左)二老并合影
2020年初，全球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武汉、湖北成为重灾区!当疫魔逞凶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国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最后夺取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這场生命至上、尊重科学的战“疫”中，心系苍生的科学家钟扬，没有缺席。
在同新冠殊死搏斗的庚子春，一线白甲战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公开疫情期间的阅读书单：《微战争》《霍乱时期的爱情》《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等。在这位著名“硬核医生”的丹心里，钟扬主译的《大流感》如源源热血，涌动着阵阵罡气……的确，《大流感》自2008年首次在中国出版后，成为畅销书;2020年春新冠疫情暴发后，它更是在很多平台都卖断货。
2020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张晓艳作序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特别纪念版)》，在网络上“云首发”。这已是该书第四版。新上市的纪念版，封面中下部以大红色裹拥，上面印着白色字：(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卢洪洲、(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特别推荐。底下还印着一句醒目的话：“假如全球性传染病再度来袭，我们如何应对?”
翻开新书，首页仅一行字：“纪念本书主译钟扬教授”。新墨微香的序言里，张晓艳这样说起丈夫：“钟扬已经走了两年多了，我仍然能从这本书里，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那年他带领团队做SARS科研工作时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今年抗阻新冠病毒的战役中，发表了第一篇评估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人际传染力的科研论文。”“钟扬作为具有博大胸怀的科学家，一直在思考我国的生物安全与国民健康。他想要尽己之力，把学术界最前沿的思想与人类对抗疾病的反思带给国内的广大读者，避免病毒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并让人们时刻做好与病毒共舞的准备。”
2022年5月30日，第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清晨6：30，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发出《今天，向他们致敬!》图文，开篇曰：“今天/向全国科技工作者致敬/要追就追这样的星!”接着列出10位令史册生辉的名字：第一位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第二位是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第三位是“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第四位就是著名的植物学家钟扬……这天，刚刚经历4月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迎来胜利曙光的科技工作者、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张晓艳，神清气爽地打开手机，一大早她就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致敬微信。然后，她久久凝视着新华社配图的熟悉照片——头戴藏族毡帽的钟扬，身负沉沉行囊，人在旅途的他侧身而笑，嘴边还印着一句话：“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编辑 | 王 惠
责编 | 汪秀兵
审核|陈忠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