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谈话一定要有目的性，有针对性。谈什么，怎样谈，采取什么方式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在谈话之前都应心中有数。我的做法是：有重要精神要传达，有重要任务要布置，有普遍性倾向问题要强调，就在全班谈：谈清精神的内涵和领会精神的途径，谈明任务的大小和完成任务的方法，谈出问题的实质和注意的事项。谈话的时候观点鲜明，态度明朗，使全班同学心领神会，照章而行。属于较小范畴和个别对象的，就采取个别谈话的形式，无论是面向全班还是个别谈，只要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就能殊途同归。
谈话切不可滥用，谈话不在于次数的多和少，而在于分量的轻与重，在是否谈到点子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话不在多，谈到点子上就灵。如果没有明确目的，朝朝暮暮，絮絮叨叨，那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
其次，谈话不仅要目的明确，还要选准最佳时刻和最佳角度。这好象摄影一样，有了好的景致，假如不考虑最佳时刻和最佳角度。也很难有好的作品问世。所谓最佳时刻，就是听者心情最舒畅的时刻；最佳角度，就是听者易于接受的方面。比如，有个同学有了缺点需要谈话时，如果老师单刀直入地批评他的缺点（虽然这也不失为一种方式），那他很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与其这样，不如缓一段时间，等最佳时刻出现，在学生有了成绩，有了进步时谈他的缺点和不足时，这是即使老师批评的语气重了一些，他也易于接受，一时难以等到最佳时刻又因严重问题而非谈不可时，那就要考虑谈话的最佳角度。一次，有一个学生和一个青年老师在课堂上“顶牛”，拒不接受老师的批评，我找这个学生谈话，虽然不是最佳时刻（因为此时他很可能有一种逆反心理），但我却选择了一个较好的角度，我先表扬他以前尊重老师的行为，事实上也是如此。这样变在他心田里注入了兴奋剂和镇定剂，为使他接受批评准备了良好的心理状态，接着，便指出他这次不尊重老师的错误，进而引导他认识错在哪里，使他明白为什么是错的。最后，他高高兴兴的去向那位老师认错。试想，对这种比较倔强的学生，如果不是从表扬的角度而是从批评的角度去处理他，那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
再次，选择到了最佳时刻和最佳角度，打开了谈话的方便之门，但还要注意谈话要入情入理。唯有入情，方能动人，唯有入理，方能服人。我在和学生谈话时，常常融情理于言谈之中，用“情”来叩开学生关闭着的心灵之窗，用“理”来感化学生的纯真之心。少年之心虽然纯真，但在他做了错事之后，往往因为紧张和害怕，而将其心灵的窗户紧紧的关闭上了，唯有老师送去感情的春风，学生那封闭的心灵之窗才能为你而洞开。今年元旦前，我班学生互赠贺年片。其中，有少数学生因为钱不够，便在买贺年片时“顺手牵羊”。我获悉了这一情况，不是大发雷霆的训斥，也不强制性的要学生承担错误，而是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谈话。我先用比较低缓的语调，带着沉痛的感情，讲了一个不是故事的故事：一个人从小时候偷鸡蛋到大时候偷窃国家财产而触犯刑法，最后痛恨对他管教不严的母亲，随着我的娓娓而谈，全班同学由好奇到惊讶，再到沉思，其中有几个人低了那沉重的头。看来，他们此时已情动于衷了。于是，我又和同学们一起重温了古人不食“嗟来之食”、不饮“盗泉之水”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对同学讲道理了。不过这时的“理”已融于情之中，同学们丝毫不认为是说教。接着，我便切入正题，讲了有关贺年片的事，借两个故事之题发挥了八十年代青少年应如何做人的道理。“渠”已成，“水”便到。谈话之后，那几位同学便主动要我承认了错误，并交出了贺年片（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具体的人）。他们日记上记录了这难忘的一次谈话，表示自己收益非浅。可见，学生是通情达理的，关键看老师是否运用情和理。你有情他就通情，你有理他就达理。
此外，谈话还要注重事前调查；要注意场合，要掌握听者的心理等等。